动了汽车，驾车回到了酒店。夜色又渐渐笼罩了这个城市。

    到达米兰二十四小时后，他终于再次回到他的房间。他冲了个澡，洗去一天的劳顿，把自己漂亮的双手在一盆冷水里泡了一会儿，然后穿戴整齐，去吃晚饭喝鸡尾酒去了。

    在进酒吧享受自己常喝的康帕利和苏打水之前，他在前台停了下来，告诉服务员晚餐后帮他把账结清。他订了次日早上五点半的叫早服务，还要了杯茶。

    他又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用剩下的里拉结了账，七点刚过就上床睡觉了。

    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背着手，俯视着外交部窗子下面一尘不染的近卫兵阅兵场。一队近卫骑兵秩序井然地踏着步点，穿过砾石路，向着白金汉宫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副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让人印象深刻。很多个早上，杰斯佩尔爵士都是这样站在自己英国外交部的办公室窗前，注视着这一极富英国特色的场景。每当站在窗边，沐浴着阳光，看着身着蓝色军服的骑兵经过，游客们翘首欣赏，听着穿过广场传来的马具和马刺碰击的叮当声，精神抖擞的马匹打的响鼻儿声以及老百姓的惊讶赞叹声，常常让杰斯佩尔爵士感到，所有在此之前在其他小地方做大使的那些虚度的岁月都得到了补偿。每当看到这个情景，他总会肩膀微微后张，扎在条纹裤子里的小腹轻轻收紧，一股由衷的自豪感让他下颌抬起，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熨”平了。有时候，听到马蹄踏在砾石路面的嗒嗒声，他会从办公桌旁起身，站到新哥特式风格的窗前，看着马队经过，然后才回去处理文件或是国家大事。不过有时，回想起巴黎人半长的皮靴和柏林人的长筒马靴曾经试图跨越海峡改变眼前这一切，用皮靴的践踏声取代马刺磕碰的叮咚声，他就觉得鼻子一酸，眼睛一热，急忙回到他的案牍里去了。

    不过今天早上却不然。这会儿，他正怒气冲冲地瞪着窗外，用力抿紧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几乎看不出了。种种迹象表明，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正处于盛怒中。当然，他这会儿是独自待在办公室里。

    他是法国科的负责人，但关于海峡两岸国家间的友谊问题从不需要他去裁决。所谓友谊，他这一辈子都没体会出分毫。他只是外交部一个科室的负责人，职责是研究那个该死的地方的各种事件、野心、行动，以及不时出现的阴谋，然后向常务次官报告，并最终送达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手中。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他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从事外交工作多年，成绩卓著；具备一贯恰当的政治判断——虽然总是犯错，但也都是为了与他当时的上司保持一致而不得不那样做的；他个人的记录非常好，值得引以为豪。他既没有犯过大错，也从没有“对”得令人难堪；他从不支持非主流观点，或是提出与整个体系中最高层中占绝对优势的观点相左的意见。

    他与当时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的婚姻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害处。事实上，那个女人真不是个结婚的好对象，但他的岳丈后来成了国务副大臣助理。同时，这也使得一份一九三七年他从柏林发出的倒霉的备忘录被人们遗忘了——那份备忘录上说，德国重新武装从政治意义上讲对西欧的未来没有实质影响。

    战争期间他回到伦敦，有一阵子在巴尔干科。他力主英国支持南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游击队。当时的首相毫无理由地偏听另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上尉的意见，年轻的奎格利因此被调到了法国科。那个上尉名叫菲兹洛伊·麦克里恩，他曾伞降在南斯拉夫，他建议支持一个叫铁托的可怜的共产党人。

    到法国科之后，他成为鼓吹英国支持阿尔及利亚吉罗将军的主要人物，并因此声名鹊起。如果吉罗不是被另一个驻在伦敦的资历更浅的法国将军取代的话，这原本也应该是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