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地防止自己的财富外泄，从而成为众矢之的。

    “邓小平理论”逐步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于是，在现实境遇改观后，被物质与精神双重束缚压抑数十年的亿万国民中，必须要有人挺身而出。这可以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有着孤注一掷的勇气、破茧而出的韧性以及热血沸腾的激情。

    改革刚绽萌芽，远未如火如荼，匮乏的市场处处冒着商机，只要敢扛起经济大旗，给点阳光就能灿烂。从经济学角度，“八大王”的财富积累显得易如反掌。不过，对领跑者造成致命冲击，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不是市场规律，却是阴晴不定的政策。“大王”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风波之中，遭遇严重挫折。

    号称离经叛道的吴志泽，高中毕业后为了生存，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靠推销发卡、表壳、纽扣等小商品走上经商之路。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种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

    第二张大字报出现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立场“鲜明”，文字“精彩”： 李云河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

    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有似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长此以往，温州扬眉吐气，备受瞩目，以叹为观止的节奏走向繁荣。

    一直如履薄冰的“八大王”们在起步时，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五金产品供求渠道不畅通——快马扬鞭，一路奔跑。到1978年，电器厂产值达到1个亿。事实上，“大王”们的“出格”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在他们创业之初注定不显山不露水，少为人知。而同一年，日后苏南模式的代表江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理直气壮地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为改革宣传的范本，风光无出其右。

    李云河“农村试验田”中途夭折，可未“杀鸡儆猴”，斩断温州人革新的基因。那时，中国更多的区域随波逐流，并未依靠自身的力量尝试去扭转命运，从而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趟趟被落下。只有温州等少数地方，以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起跑的原动力，尽管结局壮志未酬。但在此种意义上，如果浓缩单个温州个人的奋斗史，或许可以窥见一群社会底层人物的成功史。

    回过头来，审视整个事件中温州市政府扮演的角色，不难发现政府行为有时就是这样难以理解。凭借一腔热情的“整顿”和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引导规范一地的经济，反而扼杀了经济的活力；用计划经济来指挥新生的经济力量，无法企及的调度能力却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

    这些无依无靠的柳市个体户们势单力薄，委婉恳切。他们既刻意维持自己低微的尊严，又因面对悲怆的现实而选择低声下气；他们不遗余力地想尽办法追求温饱的生活，而环境的残酷总让其无奈。但是，他们要如蝼蚁般顽强地活下去。于是，大多数没有本钱的人选择了为五金电器业务跑供销： 新华的郑元孟出身赤脚医生、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均做过供销员。有统计数据称，今天绝大部分40岁以上的柳市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

    所谓巅峰，就是当人一个转身，无论走哪个方向，就开始了下坡路。过去几年，当生意鼎盛时，“大王”们是整个城市最忙碌的活跃分子。突然，好时光不再，一场变故骤然降临。

    这些温州“名人”，经营企业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应付这场来势汹汹、措辞严厉的打击“经济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