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运动更无经验可谈。他们慌了头脑，“各显神通”，可结局大都黯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给了郑秀康启发，他思考着如何改变贫困的现状。33岁的他拜师学做皮鞋，康奈由此而来。

    我能把旧债还清的原因有几方面： 妻子的私人小厂生产景况见好。父亲被允许在自家小屋摆小百货摊子，有了日常收入，不仅不再要我寄钱给他，反而在粮油上支持我们。温州市场供应好转，亲友们不再需要我通过部队供给捎带肥皂、白糖、布料一类日用品。这些数额不大，说句小气话，毕竟也要在工资那碗水里舀。多进少出，危机化解。

    最早被逮捕的是最年轻的程步青。乐清专门为此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批斗和唾骂。叶建华则是在家给孩子洗脚时，被通知到旅馆谈话。一进门，手铐就铐住他的双手。回忆当初，叶建华眼神迷离，眼眶泛红。

    类似的故事站在今天的角度听来是那么的荒唐与可笑的，可谁说历史就不是由七棱八翘、桀骜不驯，一堆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组成？对于一些既成事实，总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接受；对于一段历史，也总需经过打磨、沉淀，才能看清真实的细节。

    初开的混沌

    长沙郊区的乡村土路上，胡成中背着样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馒头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户家借宿，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个草垛也能过夜。

    潜逃的还有郑祥青、李方平和王迈仟与郑元忠。出逃前，柳市工商所多次“传讯”郑元忠，要他写如何投机倒把发家的检查材料。写到第29天，实在愤懑难当，郑元忠抓起墨水瓶扔向隔离审查室的墙上。之后抓住上厕所的机会，他跳上村后小河的一条小船，开始长达20个月，历经几十个省、市的流亡漂泊。可最终的结局仍是以“投机倒把”的罪行锒铛入狱，牢一坐就是186天。而另外三人的命运也殊途同归，相继落网判刑。

    令人亢奋的冬天，留下了奋斗者的回忆。若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许多敏感的青年开始懂事，若干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国民营经济赫赫有名的人物。不妨看看这份名单：

    温州市区著名风景点江心寺门口有一副对联：

    “没有！”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在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讲话，“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在如此的繁华之下，在计划与市场、自主与开放、保守与激进的博弈之中，温州的民营经济将集合中国商业变革的所有要素，开始闻所未闻的跃进式发展，并生生不息。

    上面春雷滚滚，下面春潮涌动，经济的活跃因素以核聚变的力量正浓缩在温州蓄势待发。一旦宏观政策回暖，温州便开始沸腾。有些人受到政策的感召而跃跃欲试，有些人厚积薄发应了政策转向的火候，有些人则是在贫穷线上实在混不下去……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笔墨，在中国商业进程的底色中涂抹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并出色从容地融入民营经济的一片汪洋中：

    与城市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这块希望的田野上。城市处于权力的中心，它的肌体更为复杂，利益犬牙交错，改革步子始终难以迈开。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所处的基层位置给予农村干部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身上的政治属性也让这群人时刻留心并揣摩着权力最高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

    潘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