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步子，走得有条不紊，人们却总能在空气中嗅到不一样的味道。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年1980年，这个国家正迫切地想要改弦更张。

    澎湃的八十年代

    隔着历史的尘烟可以触摸到那个年代的生机勃勃： 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正式营业、第一次发行外汇兑换券、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力首位论”、北京有了第一家个体饭店、海南迎来开放元年。

    就其意义来说，这些任何的第一次都比不上《人民日报》——这家权威性极强的报纸——第一次大规模、多篇幅地报道个体经济韵味悠远。

    1月，《人民日报》“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

    2月，一家居然逃过“文化大革命”浩劫，“侥幸”经营了20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

    3月，“要把小商品生产搞活”；6月，“为长途贩运是否是‘投机倒把’辩护”；7月，“怎样看待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8月，“上海私营饭馆‘味美馆’生意兴隆”；10月，“正确对待城镇个体经济”……这是高层试图借助舆论，消除公众的顾虑。

    《人民日报》刊载的意味深长的文章，对于偏南一隅的温州是否能够一叶知秋，我们无法得知。身处底层、读书少、鲜有读报习惯的温州第一代创富者，通过报纸洞察先机，显得极为困难。很难断定，领导们体现在媒体上的良苦用心，温州人能否体会。不过，这群草莽正在发财欲望的左冲右突中，游走于灰色地带，建构着民间商业体系，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原罪。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洛克菲勒孙子戴维，在《洛克菲勒回忆录》中诠释他的石油大王祖父。在一个竞争无序的年代，什么样的竞争都是合法的，什么样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的，没有反不当竞争法的出台，更没有反垄断法的问世，洛克菲勒何罪之有？

    原罪之复杂，其实远非“有”，还是“没有”。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从特殊年代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时代的先行者，以至到今天的经济增长英雄。

    他们身上的正向砝码不断增加，从边缘走向主流，从灰头土脸到鲜活光亮。光环越大，光环下的阴影也越大。社会不断质疑温州人曾经聚敛财富的正当性。原罪浮出水面，成为温州这座城市头上拿不下的紧箍咒。

    经济发展，大浪淘沙。人处其中，难免心生迷茫，走错方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与人心态相同，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在迷茫中探索发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险的，引发危险的背景却相当深刻。但是在缺乏善恶感的时代，面对“摆脱贫困”的主题，一切道德的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说，温州人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比如泰顺就出过这么个匪夷所思的经济案件： 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 人死了，向谁催债？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草莽峥嵘

    的确，早期一部分温州人在经商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