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于强取豪夺，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伦理底线的狡诈与粗暴，演绎得淋漓尽致。温州人就像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个可能盈利的领域。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国家对外开放，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第一波走私潮起点便是温州和潮汕。

    1980年，温州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胆大包天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温州，走进了上海。这一批人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开始且并不光彩的原始积累。

    温州靠近台湾，地缘优势明显。与其隔海相望的岛屿之间两岸人可以自由来往，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风大约始于1977和1978年前后，到1980年左右盛行，直到1982年仍然余风强劲。

    一开始，走私行为多为小部分渔民“散兵游勇”之举。可那时，物质是如此的匮乏，而人们对琳琅满目的新鲜外来货又是如此渴望。以全自动机械表东方表为例。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普通工人省吃俭用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块。走私的东方表售价60元，性能好，外观更漂亮。

    当第一个人违背“禁止捕鱼”的指令下水摸鱼时，众人皆观望，结果下水者安然无恙，于是第二个人随即下水摸鱼。由于开拓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随后，众人跳入水中冒险摸鱼。先行者的“模范”作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愈来愈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进行公司化操作。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不过，在闭关自守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站在今天的角度，经济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温州走私的故事。或许他们认为这段历史只是温州发展的末端小节。可实质上，它却是日后掀起大事件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有关原罪有罪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缀——“原”，不追究也罢。悉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贫穷所驱逐，不可能逃脱被讨伐的命运。

    果然，走私者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一场打击走私的运动迫在眉睫。然而，这场立意明确、思路清晰的行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变了味道。雷厉风行的运动被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它不仅打击了走私，同时也让温州私营经济有了“秋风萧瑟”的感觉，为“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埋下伏笔。

    漂泊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财富如梦，一朝烟消云散。同样有数量相当的人选择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他们每一步都是行程弥艰，可步履坚稳。

    与走私的商贩相比，他们的风向更健康、更积极，活得更长久。而且，温州人的神话不仅仅是在温州沸腾的土地上缔造。那些走出温州，在异乡开出经济奇葩的商人，更是温州民营经济中难以割舍的精彩落笔。

    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