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杨介生以苍南一个乡镇标牌厂业务员的身份，带着300元钱，踏上了只是在电影和照片上领略过风采的上海滩。

    既然漂泊已经开始，那么寻求彼岸就已经注定。在地下室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杨介生制订了一个上海生存计划： 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费1.50元，车费0.20元，大约能在上海生存两个半月。

    杨介生这样回忆他的上海滩第一夜： 我是在闸北区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度过的，这一个夏夜也许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 不仅是因为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给我以巨大的想象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质，更给我一种震撼。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决心： 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杨介生认为“要得到上海人的认同，必须接近上海文化”。在上海的每天早晨，听了电台的上海新闻后，他会挤到街头的阅报栏，仔细读一遍《解放日报》、《文汇报》。随后，挤上拥挤的公交车，从最北的闸北到城南的龙华，从沪东工业区到沪西文化区，根据企业名录，一家家登门拜访。

    一般的温州购销员，进门都是发一圈香烟，然后乞求般地讨要项目订单。杨介生到一个单位，先不谈业务，只聊上海当天新闻，再说天南地北趣事。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看完报纸无所事事的职工遇到杨介生这样能“侃”的人，自然非常欢迎。聊到尽兴，杨介生不仅能接到订单，更重要的是还能交上上海朋友。

    一天奔波，回到地下室，杨介生会执笔伏案，把当天的经历和感触记下来，并拟出第二天行程，再找一个地方看上海电视新闻。一个半月以后，他不仅为标牌厂觅到了足够开工一年的订单，最大的收获是交上了几十位上海朋友。这些素来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的上海朋友，居然分别邀请杨介生到家里做客。而每次接到邀请，他都会用上海话彬彬有礼地回答：“谢谢侬”。

    一个堆满了大石块的玻璃瓶，看起来似乎已没有空间，实际上大石块之间的空隙之间，还可以容纳小石子；最后，在石子的缝隙里，还能继续填满细沙。当很多白手起家的人抱怨创业荒凉、四处贫瘠、资源寸草不生时，不妨看看杨介生这位草根民营企业家的心酸积累。

    当上海对杨介生不再陌生的时候，他决心创业，在四川北路的白厦宾馆，租住了整整三年。

    走出温州的还有年仅20岁的郑月球。他离开家乡乐清，辗转来到地广人稀的拉萨。

    20多天的旅途，换了无数趟汽车，郑月球踏上了青藏高原，却出现了高原反应。一连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后，他挣扎着起来上街寻活。

    当时的拉萨，都是土房，非常落后。不过，幸亏穷，才有创业的机会。郑月球凭借手艺谋生。他做木匠，吃住在藏民家里，一做就是5年。

    西藏环境恶劣，海拔高、温度低、工程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农牧民用不上电，只能点酥油灯和蜡烛。于是，郑月球成立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专为小水电站提供设备和安装。

    建设水电站工程要跑很远的路程，车在漫山遍野的雪地里行驶常常会翻车。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身边是悬崖绝壁，透过车窗，甚至可看见山下出事故车子的残骸。一次，郑月球去藏北验收水电站。一个冰面上，他的车陷在冰窟窿中无法动弹。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僵持就意味着死亡。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辆大货车，郑月球才死里逃生。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温州人聪明，他们即使只是草芥，还不风光，但已学会高瞻远瞩，跨出门槛，把外界资源用得如鱼得水。哪里资源丰富，哪里商机富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创业的坐标原点定格在那里。

    温州地处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