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海运发达外，多年不通火车，陆路交通极为不便。1980年3月26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通航，谓之温州当年大事。航线开通不久，有两兄弟坐上轮船，顺着海路一直往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开辟天地。

    在温州，提及李中方、李中坚两兄弟几乎无人不晓。弟弟李中坚个头不高，一副板寸头，长相酷似伟人邓小平，极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哥哥李中方魁梧高大，高调且爱出风头，常为媒体焦点。

    兄弟俩的父亲是一名国营照相馆的摄影师。儿时的两兄弟，对父亲崇拜至极，他们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摄影师。1979年，父亲退休，长子李中方子承父业，顶职进入照相馆，从事摄影工作。那时的摄影技术相当初级，所谓的摄影师大多也只是为人们拍一些普通照片，离艺术的距离相差很远。工作枯燥，月工资仅有20元钱。

    李中方正值19岁，血气方刚且野心勃勃。入职不多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就让他产生了挣脱的念头。恰巧此时，他接到姐姐的消息。其姐姐早年远赴香港做生意，现在业务扩大，托人带来口信“想邀请弟弟过去帮忙”。突如其来的机遇给困顿中的李中方一个天大的惊喜。他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带上弟弟李中坚来到了陌生的花花世界。

    香港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浮华与温州简直是天壤之别。两座城市强烈的反差，直接刺激着两兄弟的感官神经。他们在为这座城市的繁华叹为观止的同时，许下了出人头地的誓言。然而，制度、语言、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成为两人先生存后发展的考验。同时，他们姐姐生意的规模与前景远不如言语中描述的那样振奋人心。不过，两人因地域的变迁获得商机。而他们之所以也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就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进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最初，两兄弟只能靠帮助贩卖饮料勉强维持生计。每天住在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接触最底层的群体，尝遍人间冷暖。

    这是一场放弃与坚持的意志磨炼，也是一次甘于平庸和勇于突破的心理较量。李中方、李中坚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可能飞黄腾达的机会。整整打拼了六年，他们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属于兄弟俩的贸易公司——香港东方实业。

    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消费者往往认准了各种各样的日本品牌： 三洋收音机、雅马哈电子琴、双狮手表、富士胶卷、花王洗涤，当然还有日本品牌的王者： 索尼电器。这些品牌从日常用品到大宗家电，伴随着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热潮，席卷中华。李氏兄弟公司最初的业务就是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电子产品零件，将其销往内地，赚取差价。这是一个风险小，利润可观的项目。两年后，逐渐有了第一笔大的资本积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资100万港币，将公司更名为东方国际推销有限公司，做的还是电子贸易。

    定调

    温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的，却不拘泥于一隅，把温州商人的从商智慧、道德及其狡黠带到中国、世界的许多地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民间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断点的、分散的和弱小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大潮也不断向温州渗透。有进有出，温州这潭水才活而不死。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改革风起云涌，无一不在预示着崭新且充满生机的20世纪80年代的来临。

    温州之外，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参加“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学者达成共识： 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同时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