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同样是在北京，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刘桂仙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出了20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

    重庆，一批“文化大革命”前，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各有1万多户。1980年6月底，光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只要遵守“五定”： 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就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即使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也一样有了民营经济的萌芽。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兴隆。

    在这种形势下，1980年被称之为“中国个体户元年”。再回到温州。这一年，这座城市激情萌动，充满着未知的新鲜。

    温州人对沉闷的风气开始反感。爱情电影《庐山恋》上映，五分钱看一场，电影院上座率场场高达95%以上。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刊登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青年恋人激情接吻的镜头。杂志传到温州，一边是少数老同志疑问“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带坏年轻人？”一边是青年人的喜闻乐见，压倒了质疑的声音。

    罗大佑的和邓丽君的《甜蜜蜜》伴着“四喇叭”卡带机，隔岸传来，植入温州人的记忆。他们涌进电影院，唱起港台流行曲。有人搜集磁带盒上明星时尚发型，有人研究电影里的时髦装束。城乡街头巷尾，发型屋和服装店悄然走红，渐渐演变成温州的“全国标识”……

    春天，平阳基层干部陈敬练在报纸上倾诉苦恼，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解放思想讨论。在争辩与摸索中，“温州模式”渐有雏形。

    28年后再回首，陈敬练感慨万千。他的一篇现在看来并不“出格”的文章——《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在风气尚未开放、许多地方都有禁忌的当时，因为敢于如此直言，成为引燃一场空前全民讨论的起始点。而争论最令人回味之处在于，最终为“温州模式”的盖棺定论奠定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尽管确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曲调，可是，不少干部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迂腐不堪、墨守成规。他们看不惯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敢传达高层精神到基层。像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这样的基层干部夹在上级和市民、农民之间，左右为难，有苦恼，但不敢挑破说。

    年初一次会议，陈敬练上台连续提出13个“为什么？”质问中央精神为什么不能畅通落实执行，震动全场。在场领导脸色难看，更多人心里却强烈共鸣。《温州日报》记者意识到事件的新闻价值，邀请陈敬练就此给报社写一封来信。有些灵感总是一闪而过。做好了应对刊出后可能带来压力的准备，陈敬练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千字文：

    去冬今春以来，农村围绕着放宽政策和所有制动荡产生的一些混乱现象，给基层干部带来为难，不少干部为此感到苦恼。

    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

    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包产到组与分队的界限也不清。

    政策放宽一点，怎么放，宽到什么程度？哪些该放宽？哪些不该放宽？我们基层干部心里没底，请教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说不出道理。1980年9月27日，来信在《温州日报》第一版显要位置刊出，同时配发编者按，欢迎读者踊跃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敬练的“苦恼”迅速在温州全市城乡传开。各类群体积极来信，各抒己见，畅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