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温州日报》专门开辟“《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引起的讨论”专栏。持续三个月，刊出“不能把‘苦恼’归咎于放宽经济政策”和“‘穷’是最大苦恼”等言辞犀利、内容振聋发聩的文章。

    改革是个大篮子，装得进农村联产承包，也盛得下在小镇、城市的夹缝里战战兢兢四处突击的个体经济。或许，两者不能齐头并进，但可以互相推动着跌跌撞撞前进。就像陈敬练提出“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这是城镇个体经济带给的示范效应，给了陈敬练理直气壮的底气。而当温州农村改革因陈敬练一“闹”时，同样让城市里的个体经济暗自窃喜。

    有的历史回过头看不堪入目，有的却禁得起持久注视。很多温州人坚定地相信，“大讨论是‘温州模式’思想大发动的首个阶段”。蔡育麟在《为“温州模式”鼓与呼》一文中指出：“讨论进一步解放温州干部群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消除顾虑、纠正错误，从而为‘温州模式’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讨论让温州人搞经济的思想更活跃，步伐更激进，由此延伸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承包’、‘专业承包’乃至‘胆大包天’、‘无所不包’，道路越走越宽，赢得世人注目。”

    金融“擦边球”

    政策变得宽容，这是温州个体经济日子好过的信号。不过，当时大多数人并没有明显感知金融改革变暖的迹象。初夏，中国首次农村金融改革，位列“温州模式”三大内容之一的浮动利率浮出水面。整个事件惊心动魄，但在温州政府与民间力量的齐心协力推动下，一步步成就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苍南金乡镇，明朝曾是抗倭的军事重镇，迄今已有600年历史。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就是从这座浙南小镇拉开帷幕的……

    1978年以前，外面各种政治、经济运动轰轰烈烈。在金乡，家家通过制售和外销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发家致富。1978年以后，金乡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急剧发展，金融政策却严重滞后。

    保守的银行机构不可能给个体户发放贷款。个体户从银行贷款成功，需要等到1983年。那年，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基层单位，发放350多万元贷款，帮助近2000家个体工商业户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人民日报》有专题报道： 长沙王晓莉的皮鞋店，缺钱买原材料，银行贷款300元给予扶植。拿到贷款，她根据顾客需求专门加工商店买不到的异形鞋，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市，年营业额达2万余元。

    温州个体经济，除了提防阴晴不定的政策之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时常发生。融资困难导致民间高利贷风行。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民间高达两三分。与此同时，金乡信用社承担农业贷款与农民生活贷款，连年亏损。信用社主任陈礼铨思忖破解之策，“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抢占民间借贷市场”。国家当时严格管制利率，浮动需国务院批准。私自调动，触犯政策红线，随时可能丢掉头顶“乌纱帽”。

    中国人从来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而恰恰，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往又是自上而下，因而制度的变革时常落后于现实的实践。

    于是乎，当政策尚未出台，一些人或企业就已然跃跃欲试，一步跨在改革的前列。就如民营企业，还没有民营企业之说时，一些企业搭起民营企业的台子，挂国营企业的牌子，绕道而行做自己的买卖。从今天法律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在空白处已然犯规，但放在当时或是胆识之举。

    利率浮动是绝对的禁区。试验之初，除了信用社3个人，陈礼铨连自己老婆都不敢告诉。他唯一的惊人之举是租下两间店面，将信用社迁到繁华地段。不敢大肆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