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50年代后期。他那个年龄的人拥有差不多的命运：“长在饥荒时期，上学在动乱岁月”。用一句既感伤又难忘的话总结，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李涛就属于这一代。

    幸运的是，李涛没有被毁掉。“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别人或被别人批斗，实属常态。但是，军人父亲捍卫了这个家庭的平安，母亲祖上的家风底蕴则让李涛在更多人肆无忌惮挥霍青春，或者为温饱背井离乡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家里丰富的藏书让少年李涛受益无穷。文学的种子埋在心里，并影响一生。

    1981年，凭借父亲在军队的声望，李涛进入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文化局《园柳》杂志社做编辑。满脑子浪漫主义且热血沸腾的他一边编杂志，一边自组诗社，积极探讨诗歌，自费印刷诗刊《匆匆》，办起“美学研讨班”，不定期讨论美学问题。

    距离“解禁”并不长的20世纪80年代初，仍处处敏感。因《匆匆》里发表的《国库券》一诗中“蔡伦发明的纸张，大量印过红宝书，又在印着国库券”的诗句，被指责属精神污染，李涛被迫做出检讨，前途成了问题。不过，写作改写了李涛的命运。他与人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温州形象》出版。

    写《温州形象》一书时，李涛采访了大量温州上流人物，包括各级官员。此时，他的一位国外朋友准备回温州投资3亿元，建四星级宾馆——王朝大酒店。这位朋友看中了他在温州的社会关系资源，李涛就这样走上“一入商门深似海”的人生道路。

    大酒店完工后，由于一些人事矛盾和经济利益，李涛没有成为王朝的职业经理人。当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时，他选择了离开。

    温州人说，他们是财富的崇拜者。无论是王均瑶、郑胜涛、邱光和抑或是李涛，他们都为追逐财富不断改变自己的轨迹。“藏富于民”是时代的呼声，就是这些坚韧而活跃的温州人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这个呼声。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

    每一个时间的节点，都会有明星涌现。人如是，企业如是，城市亦如是。1981年的温州远没有如今这般大红大紫，以苏州为代表的一干苏南城市才是当年媒体大张旗鼓宣扬的重点。

    1981年10月，费孝通第三次访问苏南的开弦弓村。他发现： 20世纪30年代曾见到过的养羊和养兔，如今已是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且加起来占到了人均总收入的一半。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革命，势必受到观念、体制等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阻挠。因此，并非每个人迈向革命的脚步都是那么义无反顾。有人跃跃欲试，有人左顾右盼。终究，苏南那些，几乎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因陋就简的小作坊形成了所谓的“苏南模式”。经过调查，费老先生写下《三访江村》，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线，虽引发诸多争议，但得到更多的是赞赏。

    而温州的知名度与苏南旗鼓相当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政界、理论界和新闻界人士争先恐后地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炒热了苏南，更炒火了温州。不过，1981年的温州也绝非没有亮点，交通破冰，序幕次第拉开……翻开温州市交通局本年档案，一组数字呈现眼前： 全市载客汽车为37辆，包括三轮汽车和简易机动车在内的其他机动车为38辆，运输用拖拉机97辆；公路建设竣工里程为3.4公里，竣工公路桥为5座，公路通车里程为1887公里，年客运量为345.85万人次。全市115家市、县运输企业中，只有52家盈利，年利润总额为32.14万元；亏损企业63家，亏损总额达到113.33万元，盈亏相抵后，温州运输企业当年还亏损81.19万元。数字浓缩出温州交通内外交困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