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准后，刻了印章，但至今没有资金、厂房、设备和固定人员；印章放在书包和抽屉里，作为投机骗钱的合法招牌。

    2.最近，温州市有两个人骗了7万元。起初，这两个人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打报告，说他们现办厂的厂房、设备、技术力量都有一定规模，请予批准。为了慎重，工商局人员到厂里察看，果真如报告中说的那样。于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不久，他们骗钱的事情暴露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知道受了骗。原来，骗人者事先与那个厂的领导拉好了关系，该厂同意骗人者利用他们的厂。像这样借厂行骗的事在温州并非罕见。

    3.骗钱发工资。有些社队企业由于没有正式生产计划，时停、时开。开不出工人工资，就想歪门邪道。有一工厂用发假订货单的手段，骗了黑龙江省一单位的几十万元，几年不还货款。这个单位派人到温州法院申诉。经法院一查，骗钱工厂的财产早已被分光吃净，骗来的钱也分光了，无力偿还。

    ……

    温州好些地方制造假黄连素成风。瑞安的一个公社就有30多个这样的厂。这些假药厂是未经批准的非法生产单位。他们制成的假药，以3倍、甚至5倍、8倍的利润，通过各种渠道，大搞不正之风，直接远销省外医药公司或医疗单位。瑞安县封了52个假药厂，把其中骗钱多的一个厂的负责人拘留，法院依法判了刑。处理前，有人为犯罪分子开脱：“这药不是假的，因为有成本，虽治不好病，但也治不死人。”有的领导同志还替他们求情说：“社队企业没饭吃，望你们高抬贵手。”世景变迁往往让人恍若隔世。回头来审视上述文章的要义，事实上温州私营企业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非规范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市场经济的闸门如“潘多拉魔盒”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势不可挡地渗透进来，无法逆转。初始，水流很小，却相当肆意；随后，它在妥协中积蓄力量，集涓为流、轰然成势；最终，水浊水清，集建设和破坏于大成，推倒旧的秩序，新的天地以混乱无度的面貌呈现出来。在这天地之中，温州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在体制外拼命呼吸，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与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背景下高速成长。这样的地位决定了这个企业群落的草莽和灰色，使其在有些时候为了可以游刃有余的存活而不择手段。

    经济学家中钟朋荣曾经谈及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自从踏上改革开放的节奏，温州形成了一个民间力量与改革勇气井喷的经济活跃地带。推陈出新、唯利是图、自强自立的精神，注定其是草根经济崛起的典型，少有国有企业，但家庭式作坊和私人工厂已成燎原之势，怎一个“活”字了得，又怎一个“乱”字了得。温州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异端”。

    因此，正是《人民日报》那篇分量十足且针对性极强的文章，理所当然地给了一些以严肃自居、看不惯温州发展模式的领导予以整顿的口舌与把柄。

    几乎与此同时，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担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一下车就直奔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感觉一脚陷入了“敌占区”——到处是杂牌的小作坊和灰头土脸的农民推销员。他感觉温州已经到了非“治乱不可”的地步。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年底，颇具声势的检查在温州迅速开展。检查本应只是维护经济秩序的行为，可是一场经济整风的暴风雨毫无征兆地悄然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兴师问罪”的氛围愈加浓厚，1982年的温州注定无法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