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仆后继

    出乎意料，这批夹克居然畅销。卖衣服的钱，支付了给客户的赔款后，还有剩余。从此，周成建做起了前店后厂的生意，还清了所有债款，也伺机等候下一个商机。

    不同的是，政策的着眼点在宏观与基业长青，小心翼翼，趋于保守；企业、企业家的着眼点在微观与争取生存，一往无前，肆无忌惮。两股不同的时代流碰撞时，难免出现分歧，甚至背道而驰。不过，经过岁月的洗礼，他们总会混为一体，共同勾勒经济的壮阔蓝图。

    温州个体户们的命运也是“冰火两重天”。

    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6000元收入。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弗如。他算了一笔账： 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元；1000个，600万元。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帮助而纯利超过60万元的国营企业不过3家。

    当然，无论是政治风，还是自然风，温州人哪有那么容易被吹倒的。杀掉几个，抓捕一批，地下工厂、“投机倒把分子”照样前仆后继，“春风吹又生”。吃尽苦头，饱受争议，依然创造出“全国第一”的纪录——转包粮田第一人朱炳新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家庭农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冰突破。

    未来如迷宫。1983年，究竟严冬落幕，还是回暖的春天在望？

    五年前，有经商和手工业制造传统的永嘉瓯北和二大队开办阀门厂。全村160户，近80户人家在队办企业当工人。加之做小买卖的和其他手工业的，到1981年，村里10户人家中有7户不再种地。

    就拿这一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来说，国家发的都是一号文件。文件标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看似针对文化宣传部门的，最终在温州的执行却无一例外地落到个体户的头上。

    相对于郑荣德的激进与大胆，柳上淡谨慎了许多。作为温州第一批个体户，柳上淡本人几乎见证了温州民营经济成长的每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位不修边幅、习惯穿拖鞋的企业家记忆里，念念不忘的是1982年的尴尬。

    1982年，四邻八舍见朱炳新田种得好，不约而同地将承包的口粮田交于朱炳新。他一鼓作气转包口粮田28.2亩，为转包农田挂牌“瓯北炳新农场”，当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0989公斤，向转包户提供口粮5500公斤，商品率达到70%。年底，永嘉县政府奖励给朱炳新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村里人天天到朱炳新家里看电视，因为人太多，有一次坐塌了床板。有人看到朱炳新风头之劲，紧张万分地提醒他：“你不怕将来成为地主？不怕批斗？”

    在温州城区，钱金波开门面做木匠活接到第一笔生意时，因为太激动，凿子一偏，刺伤了大腿，鲜血涌出来，钻心的痛。他用手紧紧捂住伤口，血从指缝溢出，慢慢溢出。但他觉得自己应该是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就是如此一位男子汉在遭遇经济整顿时，无奈之下只能悄悄关了店门，跑到了湖北，一呆就是两年。

    应该说，“八大王”和“登山鞋厂”事件只是温州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末，温州揭出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有16.4万多件，近3万人被判刑。对私营经济的高调讨伐，的确令温州民营企业再不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也就在“大王”们逃的逃、被抓的抓；支持登山鞋厂主政领导职务被免的免、撤的撤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自称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高手”的袁芳烈进行了两次深入调研。

    为了会议顺利召开，袁芳烈亲自给各县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