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电话，要各级领导干部亲自上门做工作。市领导分赴乐清、瑞安、瓯海、永嘉，走进田间地头访问专业户和重点户，同他们亲切交谈，请他们放心参会。市区机关、工厂、商店、大街小巷挂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最终，1200来位“两户”代表参会，34位在大会上作典型介绍，70多位披红戴花坐上主席台。全体代表群情振奋，他们别无要求，只提出希望市委将袁芳烈的讲话每人发一本，作为凭据。

    并不温暖的冬日，会议犹如烈火，点燃了温州人发展私营经济的热情。瑞安一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工厂，“两户”会议后总共100多名员工中突然有四五十人辞职独立办厂。会议也许更是一个暗示——更加开明的温州，开始拥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在此之后，每当温州经济体制改革模式遭遇质问的时候，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总是站在了一起。双方在时而剧烈、时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对方说：“120元一支，侬买不起的！”

    在政府庇护下，温州民营经济得到近乎狂放甚至百无禁忌的发展。不过，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常为改革者所担承。袁芳烈、继任者董朝才以及后来者，一直笼罩在意识形态的诘问中，时不时会被拎出来“示众”质问。

    温州商人，与其说他们天赋经商才气，不如说他们勇于挑战、敢于吃苦。无奈之下，到妙果寺服装市场练摊成为周成建翻身的唯一机会。他什么重活、累活都干，火车上三天三夜站过，一天只吃一顿熬过。白天卖衣服，晚上做衣服，一天劳动强度在16小时以上。他想法简单： 一分一分地攒钱，尽快把20万元债款还掉。

    如此受挫、动荡、喘息的时期，毕竟还是有胆大无畏且心细如发之人。意识形态的“红与黑”禁锢不了他们如地火奔突的勇气。他们争先恐后地涉足商业，在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之路后，曾经羸弱不堪的生命而今变得无比强大。

    柳上淡反问：“多少钱一支？”

    为摆脱贫穷，周成建从小就学会裁缝手艺。1981年，他借了20万元钱，办起一家服装企业。没有经商经验，中了别人精心设计的圈套，企业倒闭，他血本无归。即使放到现在，20多万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何况在当时。债款给周成建和他的家人带来了巨大压力。

    老书记袁芳烈

    顶风上行

    这场猝不及防的暴风雨风眼在地处浙江东南的温州，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些年名声远赫的“八大王”。昔日威风八面的“大王”们，顿时仓皇而逃，甚至锒铛入狱，恍惚之间竟不分今夕何夕。

    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议下，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请“两户”代表现身说法。

    袁芳烈，主政4年，温州全市经济实际增长率估计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同时翻了一番多。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上级一句公开的评价。平调回杭州很久，他才知道，上级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要搞活国有企业，冻结原来的干部。”此时，袁芳烈才明白，这是对他4年工作的否定。

    1979年起，周人正投资38000元，雇工50人，承包2000亩荒山。“两户”会议上，他作为典型发言。《温州日报》在头版发表一条400字的新闻，在第二版发整版长篇通讯，配合宣传。消息见报，轰动温州，人们称之为“爆炸性”新闻。

    最初，袁芳烈着力扶持国有经济。尽管有三分之一的国营厂彻底破产，剩余的也仅仅只是苟延残喘，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帮助这些国营工厂跑贷款。袁芳烈努力的实际作用至为微薄，乃至最终无济于事。与此，几十万温州人在国营企业体制之外，辗转于全国，弹棉花、补鞋、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