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25日，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这或许又是普通而酷热的一天。

    下午三点，风云突变，台风夹着大潮席卷而来。暴雨成灾，海水高潮位顶托，内河和水库的水位均超过警戒线。大半个温州城在狂风与瓢泼大雨的肆虐下损失惨重。

    这是一场毫无预示的台风。而与天气一样捉摸不透的还有这个国家的时势。谁也未能想到，改革的局势在年初就急转而下。

    阴与晴

    在算不上是个吉利的1981年，外国媒体似乎并不看好中国的经济状况。路透社北京1981年2月18日电中有这样的判断： 中国试行比较放宽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必然带来像通货膨胀和严重的预算赤字这样一些过去所不熟悉的问题。

    民营经济的生存状况也不理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立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寒流。大环境的初步解冻与小环境依然处于冰冷状态的深层次矛盾，埋下了私营经济危机的种子。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文件口气严厉，措施细密，均被要求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进行刊登报道。

    文件对于国营企业凤毛麟角、个体户俯拾皆是的温州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更为不幸的则是，决策层做出打击“投机倒把”的决定，竟然出于这样一种判断： 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新兴的私营经济正以无孔不入的姿态，与国营企业争夺有限的资源。

    由此，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打击。众多在改革开放前3年事业小成的私营经济业主们被“纷纷错杀，并引发桩桩公案”。相反，与私营经济举步维艰对应的是，投资数百亿、正在建设的上海宝钢项目即使承担着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却也自然不会因为非议停下建设的节奏。

    尼采说：“一个更富于阳刚之气的，再度把勇敢视为荣誉的时代亟需大批做好准备的、勇于任事的人。他们将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他们具有爽朗、忍耐、简朴、蔑视虚荣的个性。”

    气候阴晴不定。也许正是温州人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支撑着他们不断在跌倒中爬起，在挫折中努力奋进，哪怕途程中碰到顽石坚硬的棱角和拦路的荆棘。紧张的空气弥漫在整个国家上空，报纸每天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整治“投机倒把”的新闻。温州人依然兴致勃勃，尝试着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感受。

    包飞机的王均瑶

    文工团一位年轻剧作家创作了话剧《光明行》。剧情简单却寓意深刻，讲述了三位女知青面对苛刻境遇，自谋生路而成为个体老板的故事。而后，文工团拿出3000元经费，请来导演带领一群年轻人排练上演。

    话剧在温州及浙江各地上演后，万人空巷、一票难求。

    大潮风起云涌，难免不令人心生茫然。中国经济的前途明明是光明的，出路也着实很多，可为什么偏偏被人为地搞得错综复杂，让人理不出头绪？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这年出版《美国与中国》一书。

    这位才华横溢的美国人根据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在书中大胆揣测：“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事实上，费正清明显低估了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决心。形势无法左右，个人命运却可以挑战。冰与火的两极，温州人并未被撕裂。私营经济仍然潮起潮涌，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与无孔不入的生存法则。

    精彩的经济改革史是一个连续的画面，这是前赴后继的企业传递经济接力棒的结果。尽管从该年开始，一些刚有起色的小企业在政策突变中挣扎，但还是有人逆势上扬，激情燃烧。年仅15岁的王均瑶就此踏上了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