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在那个时代，商品种类、数目的多少，成为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餐桌上的四道肉菜，恰恰成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微观缩影。

    “地主”、“批斗”，敏感的词被拿上了桌面。庆幸的是，没有人要霸道地给朱炳新盖棺定论为“地主”。因为，对于经济上的新兴事物，温州当权者袁芳烈们已经开始表达出包容与支持。于是，才有了12月的“两户会议”。

    正是这些“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的人支撑着温州经济的大半个“江山”，并积聚成为一股无法抗拒且正在蓬勃向上的自发生命力。不过，当时袁芳烈的工作重心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将这些“大逆不道”的人圈回温州。他雷厉风行开展的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拳，在让其势头偃旗息鼓的同时，整个温州经济形势也黯淡下来。

    倘若能够稍微改善物质生活只是那个时候温州人卑微的奢望，可是“八大王”与“登山鞋厂”成为杀气腾腾的1982年，摆在他们面前的沉重榜样。经济整顿搅动得大半个温州城噤若寒蝉。个体户与私营老板，人人提心吊胆，无不担心陈瓯江与廖冒畴陈瓯江，一个为人侠义的供销员，他和廖冒畴于1977年因“投机倒把”罪被枪毙，为自己比别人先行一步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的悲剧重演。

    17岁以前，郑荣德从未离开过海岛，连城区都没去过。海岛之外的精彩世界对于他而言显得陌生且遥不可及。直到有一天，一个中学同学去上海游玩后，回来描述大上海是怎样一个繁华世界，他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雇佣8人以上不是罪，创造财富更不是罪。但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雇工人数达到50人的人物报道出来，“处理不好，就是犯严重的政治错误”。难题摆在袁芳烈和报社编辑部面前。

    周成建的创业生涯，就像自己产品的广告语一样：“不走寻常路”。

    柳上淡拿出两捆人民币说：“我全买，全都给我。”

    现在还不敢肯定“两户”会议后，温州是否将雨过天晴。或者说，私营业主们心中存在的重重疑云能否就此烟消云散。可是总结大会，最风光的人物必然要数林业专业户周人正。

    袁芳烈是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和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温州市委书记。到温州后，他自我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城市： 没有熟悉的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没有政治觉悟高的人民群众，一切乌七八糟。官员们冷冷观望。看得出他们并不欢迎袁芳烈的到来，有的制造舆论，放言“袁芳烈3个月就会卷铺盖走人”。

    没有比摆脱贫穷的渴望，更让人敢于冲破体制的樊篱。“吃饭”问题压倒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走访让袁芳烈转变了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判断： 由主动打击到被动接受再到自觉保护。这一心态变化似乎暗合了张维迎的观点： 从地方保护出发，民营化的进程不可避免。但是，如何消除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心怀余悸，尤其是“八大王”与“登山鞋”事件后，大多数人想动不敢动、想富不敢富、富了怕冒富，而等待观望的疑虑，是摆在袁芳烈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正由此，一场“两户”（重点户、专业户）代表会悄然酝酿。

    <er">引子

    体力的透支最终酿成大祸。周成建在操作机器时，因为实在太困，一批西装的袖子被裁短了一截。客户要求赔钱，一赔又是十几万元。没钱的他，不得不将西装袖子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