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分歧。有人引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断：“雇工到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马克思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争论前后持续6年，连风云一时的“傻子”年广久也被牵扯其中，差点深陷牢狱。因年广久名气实在太大，才逃过一劫。所以，袁芳烈与《温州日报》推出周人正这个典型，确实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局势不容乐观，可也不是那么悲观。即使政府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和思路解决经济问题，改革仍旧是整个国家的主流。民间的经济洪流滚滚，政策、行政的大坝可以抵挡到几时？到底是疏还是堵，这的确是个问题。1982年下半年两次调研后，袁芳烈的心态就在不动声色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盛夏，永嘉瓯北镇和二村东边村头，运砂石工程车在土地上进出作业，尘土飞扬，身材精干的朱炳新站在土地边上凝望。

    英雄辈出的年代

    改革开放到了第4年，国民经济总量比开放之前增加了近一倍。全国上下一切迹象都表明这应该是振臂高呼、放手大干的一年。

    春节刚过，尽管很想过完元宵节再出门，但钱金波还是叹息着对母亲说：“我18岁了，家里生活困难，我不能再在家里白吃饭，我要出去打工。”于是，这个神态谦和的小伙子背上简单的行李走出了山村。

    周成建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展开的。他出生于石坑岭，一个在温州地图上都不显眼的小村落，地处偏僻。以至于功成名就后，他偶尔开车回家，也需不停询问才能找到返乡之路。

    上一年春天，一个亲戚找到朱炳新，想把家里的承包田给他，收成时只需交200斤谷子。僵化滞后的体制遗留下来的思维惯性对人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该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只是政策规定不许转包土地。突破限制，可能面临危险，也可能获得成功。败，则大败；成，则大成。这是打政策擦边球的成败法则。朱炳新答应了亲戚的请求。而那一年，亲戚交给他耕种的土地获得了不错的收成。

    飓风将要刮起之时，温州私营经济迎来了萧瑟冬季。

    就是这么有钱的柳上淡，怀揣着大把钞票却花不出去。他想投入80万元，联络十几位有技术和业务的朋友，征地3亩，合股扩大生产规模。一腔热情的他来到鳌江镇政府，请求一位副书记支持。话没能讲完，副书记一脸严肃地说：“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我告诉你，你搞资本主义的检举材料早已经到了陈书记手里。”

    政策走势变化万端，整风运动给温州经济人为地设定了一个“拐点”。其间起承转合，进退微妙，不光外人难以体会，即使对于经历这一过程的温州人来说，亦是一言难尽。“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演绎出一个区域民营商人与企业沉浮的生态样本。不知道这样的悲剧是中国民营企业崛起的“原罪”还是必然经历的“淬砺”？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只有一点毋庸置疑，敏锐的商业神经从来不会停止跳动，只要有机会，温州人还会掀起波澜，直至扬眉吐气。

    至1982年，柳上淡已经腰缠万贯。具体到有多少钱，一则故事可以说明。他从上海回家过年准备买几支别直参。南京路外滩一家药店，因为柳上淡穿着旧大衣，营业员操一口上海腔对他说，“侬不用看，不用看了，这种东西不是侬这种人买的。”

    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年夜饭的丰盛给只有7岁的徐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长大后当上报社记者的他在《那年春节，大块吃肉》一文中回忆： 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