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赚到了1000多块钱。随后，郑荣德越走越远，千里迢迢跑去东北的牡丹江。北方昼夜温差之大，让他猝不及防。早上八点，他租了一辆自行车出门推销。下午一点回旅社，气温从零下七度降到零下二十几度。自行车按钟点计费，温度再低也要骑回去。一路上，郑荣德摔了两跤，围巾全部冻得粘在嘴上。

    临近年终，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凭借轻快的曲调和积极的歌词，唱响全国。“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在歌声中回顾1982年，冰火两重天，真是奇妙无比。

    “还有11支。”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辩证法更能在温州凸显它的践行性。一边温州模式受到冲击，经济整顿愈演愈烈，丝毫看不到偃旗息鼓的迹象；可一边则是创业的火焰熊熊燃烧。英雄辈出的年代，带着光荣与梦想，郑荣德这样的温州人凭借激情和对“中国特色”的深切把握，迅速成长。同时，虽然他们事业小有成就，但因远不如“八大王”们起眼，幸运地成了打击中的“漏网之鱼”。“树大必然招风，船小却好掉头”。郑荣德们从容地在政策夹缝中游走，反而为以后的长足发展留得了青山。

    溪水、草地、红蜻蜓，山村生活的18年，虽绝非十全十美，但钱金波的日子却过得如行云流水，少有忧虑。他印象最深的便是漫天飞舞的红蜻蜓，一种无忧无虑的精灵。来到外面的世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生命不再安详，空气中到处传递着创业的躁动，力争上游的气氛压迫着每一个不甘平庸的温州人去尝试着做点什么。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温州人中间一直有这么一说： 春天怕一号文件风，秋天怕台风。

    除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一组画面展示各地过节的气氛： 首都北京长安街旁所有建筑物彩灯闪耀；花城广州已有春天的气息，每年一度的迎春花上市，市民们在除夕夜走上街头，购买鲜花点缀居室；冰城哈尔滨，第三届冰灯艺术节中，冰灯的数量和规模远远多于从前；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楼以三天一层的速度搭建。到1982年3月底，深圳特区招商引资600多项，总投资额达到22亿港币。

    1982年，温州私营经济步履蹒跚，钱金波与周成建则恰恰扮演了顶风上行的角色。倘若此时把诸如民族大义、经济崛起这样的帽子盖在他们头上未免有些夸大其词。而把“贫穷”与“勇气”衔接起来，才是他们破土而出的真正原动力。这虽比那些浪漫主义的柏拉图理想国要粗糙和野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这股被温州商业文化熏陶出来的原生态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底层精英。毫无疑问，他们形成推动温州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鼎足之势。

    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个个膘肥体壮。多年的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他向牛倌请教。牛倌告诉他： 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有30年工龄的干部的年收入。

    有人建议慎重对待周人正，不一定打击压制，也不能树成典型。面对不同的声音，袁芳烈没有退缩。当天晚上，报社编辑部把版面大样送到市里审阅时，他明确表态，坚定地予以赞赏。而值班编委、农村组组长蔡育林，认真细致地推敲稿件内容后，把雇工问题隐蔽，决定见报。18日上午，在周人正作大会介绍之前，代表们一进会场，和读者一样，拿到了一份有周人正突出报道的《温州日报》。

    理论界关于“雇工人数能否超过八人”，争得面红耳赤。高层领导间产生了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