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精彩坐标，很多源于时间与空间的碰撞。

    如果说，之前15年，注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属性的，那么1984年当之无愧地属于北京中关村与浙江温州。在这两个弹丸之地，寂寥的勇士与无畏的先驱们壮志凌云。

    中关村，激荡着浮华悲凉的历史。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故事，上演着壮阔的经济革命。柳传志、段永基、万润南、张旋龙……悉数登场，或明目张胆，或掩人耳目，进行着有声的呐喊、无声的前行。

    温州，则有了些风云际会的味道，渗透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息，充斥着亢奋的无度与少有的气势磅礴。创富主义盛行，无限的落寞者和英雄齐聚一起，一批势不可挡的力量乘势而出，得到了市场的锤炼。他们创办的企业后来居上，如日中天。

    转型年代

    2008年1月12日，10位当今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在北大百年讲堂开讲，思考中国改革30年成为讲坛上最热门的话题。现场，民间经济学家茅于轼感慨：“中国今天的财富增加跟30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不会认为还是在中国，好像到了外国。”茅于轼的话说得既有无穷意味，而又滴水不漏。

    梦的起始应该追溯于1984，发生的转变是拨开计划经济的迷雾，“从计划到市场”。

    那几年，有这样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黄土高原》：“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豪迈的词风、自由奔放的旋律恰恰代表了改革之风的强悍与势不可挡。合众社选出1984年十大国际新闻，中国宣布经济改革赫然列于第五。

    在这年，用日本《国际贸易》一篇文章的话说“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里的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属于不言而喻的道理，那时却石破天惊。关于为商品经济“翻案”，吴敬琏的女儿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中回忆道： 1984年7月，吴敬琏和夫人一起从美国回到北京。

    ……

    他筋疲力尽地从美国回到北京，本打算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开始学术研究。不想他前脚刚进门，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后脚就来访，动员吴敬琏跟他去出差。一开始吴夫人还出来挡驾，说才从国外回来需要休息，但马洪说此去就是到东北几座城市开开会，还可以边走边休息，另外一起修改一篇文章。

    ……

    一行人到达东北沈阳，要改的文章拿出来了。吴敬琏一看，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稿上的笔迹他熟悉，一部分是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叔莲的；另一部分是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的。他觉得事情有点蹊跷，询问之下才知道，文章是当时国务院领导建议写的，目的是为“商品经济”翻案。由于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无论是媒体的评论员还是官员都把话说得高屋建瓴。

    思想意识的变化就很明显，“勤俭节约是美德”变成“提倡消费”。《人民日报》赞许地报道某县政府建立“消费指导协会”，帮助年轻人“改变在花钱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好几家党报发表文章批评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观念。田纪云副总理也用经济观点批评说：“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件衣服穿九年，我们还怎么发展我们的纺织工业呢？”宣传产生了影响，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对采访他的美国《波士顿邮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政策。”

    北京，养鸡工商户孙桂英受到奖赏——政府允许她成为北京第一个有小轿车的工商户。《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她和轿车合影的照片。从西藏到广州，在讨论中共中央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