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努力经营。胡金林回答：“我现在只希望‘比好的差得多，比差的好一点’。”时隔24年，胡金林面对记者采访说：“1982年，对我的人生是很大转折。没有这个打击，现在就不是正泰的天下了。”

    “八大王”的人生遭遇，是对他们所处不同时期商业状态的精确描绘。而在为他们的境遇叹惋时，“电器大王”郑元忠则呈上了一个值得欣慰的故事——故事的主题叫东山再起。

    1984年3月27日，被关押了186天的郑元忠无罪释放。

    郑元忠，浓眉大眼，常戴一副金丝半框眼镜。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小时候，郑元忠一度对红色政权满怀热情，14岁时带领11个小伙伴去北京大串联。在天安门广场如海的人潮里，远远看着毛泽东的身影，年幼的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读完初中，他开始自立，曾经到过湖北、江西的工地修路盖房，也到过大山险岭修水闸打隧道。底层生活的历练让他踌躇满志。不甘就此一辈子靠力气过活的他回到村里，当供销员，把柳市低压电器产品推销到外地。辛辛苦苦两年，不多不少，挣了足足1万元。

    世面和眼界变得开阔和活络。郑元忠拿出积攒，办起开关厂。一只开关国营厂卖10元，他用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做拉线开关，只卖3元，还有2元的利润。郑元忠据此积累资本，几年下来，资产翻了几倍，是柳市仅次于胡金林的“二富”。

    农村有盖新房子的习惯，赚了钱的郑元忠盖起一幢占地一亩的3层小洋楼。他万万没想到，小洋楼被《人民日报》说成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和摩托车的豪华庭院，成了“投机倒把”的“罪证”。

    一个茫茫黑夜，郑元忠远走他乡。1982年初夏到1983年中秋，他逃亡在外，对他的通缉令撒往全国。一年后，以为风声已过的郑元忠悄然潜返。1983年9月15日凌晨1点30分，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郑元忠家，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关进了乐清看守所，和一批重大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郑元忠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显然，仔细思量，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一场荒谬的运动。“八大王”事件平反后，连《人民日报》都称其为“历史上的大玩笑”、“法律上的大玩笑”，足见其不可思议之处。在当时，“左”倾思想之严重程度不容乐观，这也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和拒绝的现实背景。

    狱中艰难度日的郑元忠，靠在墙上写了一封3万字的信，“如果我是投机倒把，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他一连写了数十封信，寄给有关部门，均石沉大海……未来变得晦涩。那期间，他彷徨、无助、意志消沉，直到被无罪释放。

    走出阴暗的牢房，和其他“大王”不同，郑元忠并不是赶着和家人团聚。他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从文件中，郑元忠读出端倪，全然没了入狱时的苦闷和怨愤。只不过，当他回家发现那个被称为“可以停12辆小轿车”的院子，已经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时，还是难过了好一阵子。

    出狱后“大王”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发展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达成共识： 急流勇退，轻轻松松过小康。唯有郑元忠，这个强烈感受到政府对个体民营经济松绑信号的“大王”，决定继续打拼厮杀。填平了院子里的水田，他办起乐清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乐清精益开关厂。

    一个人有意识地进入到历史洪流的主流时，每一个奋勇向前的动作也就自然带有了重大的责任和意义。站在郑元忠之外的“大王”们的角度看，1984年最不平静而又最平静。做好最坏的打算，却九死一生的他们，怎能平静？所以，出狱后对政策变化的心有余悸，令他们开始追求极度平静，即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