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对外开放的面貌。实地的调查采访中，他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些惊天的素材，导致采写改变了原定的思路和方向。

    在张也平对市委书记袁芳烈的采访中，后者只字不离家庭工业和商品市场。而副市长方善足提供的10个专业市场名单，让张也平兴奋不已。张也平和桑晋泉到了瑞安塘下镇、苍南宜山镇、乐清柳市镇。面对眼前千家万户投入商品经济热潮的蓬勃景象，两人瞠目结舌——温州人所做的一切，无一不是在闯禁区。

    历时10多天的采访，张也平和桑晋泉竭力观察与聆听最真实的温州。他们所见所闻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不缺高歌颂德，也不乏斥责反感。

    对于庞杂而翔实的一手资料，张也平感到为难，其中很多材料既可以公开报道，也可作为内参。当两人为确定主题犹豫不决时，温州市委办副主任王运正告诉他们，最近一些经济学家考察温州，有专家提出，温州发展经济的道路，是不是可以成为“温州模式”？这番话让张也平茅塞顿开。

    为避开“雷区”，张也平和桑晋泉在新闻导语的最后和评论第一段里，十分客观地在“温州模式”前加上斟酌已久的定语“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并在标题中回避了“温州模式”。总编辑助理周瑞金周瑞金曾应邀赴温州参加恳谈会，考察过苍南、平阳、瑞安等地的家庭工业，对温州感受极深。看完后决定作为重大新闻，上一版头条。周瑞金的想法，得到总编辑陈念云的肯定。《解放日报》的开明和勇敢，最终促成了“温州模式”在媒体上公开亮相。

    一种改革模式的价值，并不在产生效果的迫切性上，而在于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对社会资源的最小的破坏性。温州的改革，没有进程表、没有预谋、甚至没有计划。所以，现实的境况造成变革的压力。“温州模式”的文字见报尚且经历曲折，作为实践者的温州人又该担负怎样的果敢与坚忍？

    温州人的价值理念及所谓经济模式的选择，虽说更多是源自本性冲动的天然释放，是一种渊源的自由流向。但若从经济理论中找依据，“温州模式”的出世显然毫无争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指出，经济发展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产品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活动，即工业化过程”，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即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观点，“温州模式”正是“典型的、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然而，经济理论认为行得通的事物，不一定能在政治上顺利行进。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年代，对经济的区分，更多来自政治的视角。寥寥数字的文章理所当然地引发铺天盖地的喜恶纷争，讨论实际上脱离了经济本体的主旨，成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泛化争论。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只能让民营经济起补充作用，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疑问，“温州模式”被认为是私有化的样板，远不如“苏南模式”风光逼人。

    庆幸的是，对于“温州模式”的看法并非一边倒，少数学者理性地站到了支持“温州模式”这一边。已辞世的董辅乃指出：“‘苏南模式’必向‘温州模式’转变。”从事农业研究工作的杜润生也显示了对温州的关爱：“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经济学家钟朋荣则说：“‘温州模式’之后，隐藏着更重要的模式，即温州人的思维无模式——不从教条出发，而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

    叔本华说：“一棵大树想要到达天空就必须进入最深的土壤，根必须进入地狱，深深地进入，这样树顶才能达到天空。树必须接触到两者： 地狱和天堂。”改革大潮潮起潮落，社会进程起伏跌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