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学生时代，“一入商门深似海”。他赚到60万元，因为义气与莽撞，又负债累累。

    ……

    梦想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大小。就在这么矢志逐梦、意气风发的时代，温州人在相同的改革浪潮的驱动下，奏出别样乐章。他们厚积薄发，乃至一鸣惊人。

    耳目一新的变化中，更多的人看到了温州人发光、发亮的一面。

    1985年10月，温州产品展销北京，6万多顾客光临。遐迩闻名的正宗海味、地方小吃、系列配套的“擒雕”奶品、韧度均匀的“隆山”松花彩蛋、味美醇厚的甘露酱油、气味芳郁的“老酒汗”酒，价廉质高的温州鞋，受到首都人的欢迎。展销期间，专柜前水泄不通。展销结束次日，八天时间，零售额达100万元，批量额700万元。

    另一方面，经济向高位运行毕竟良莠不齐，有人就找到了黑暗的角落。经济的弊病与违反市场规则的现象同样被纳入“温州模式”。

    比如，乐清的柳市、北白象、翁墙因此上了《经济日报》。报纸上说，三个小镇集中了五金电器门市部1300多家，小百货店1000多家。密集的同类商品经营，竞争异常激烈。为赚钱，不惜行贿、诈骗。竞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骨肉相残，杀人害命。经济纠纷之外，民事、刑事案件不可忽视。一些人富了之后受金钱万能和封建宗族观念的影响，目无法纪。独霸一方的“大户”出钱雇打手打架斗殴，重婚案件屡有发生。于是，有人提出责问： 如果都像温州那样，中国不就乱套了吗？

    问题相当尖锐，像武林高手点穴，直接点中了温州的命脉，问得人哑口无言。

    接近年终的时候，香港经济学者张五常的两本著作《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辗转传到大陆，并很快在一小群人中传播开来。

    这是两本明显的盗印书： 版面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但并不妨碍两本书诱发的共鸣。书中，张五常看问题高屋建瓴，站在国家的高度，思考中国的未来。

    而在1985年的这个温州年，温州以所向披靡的势头在中国崛起。在新旧体制的断层中，一群不屈不挠曾被边缘化的经济群体与制度时不时擦出火花，留下些许把柄，由此承担着更大的压力。但是，他们带给整个社会的变革的意义，让时代铭记。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卷》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现在，温州的经历正努力证明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曲调风格正潜移默化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