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

    蛊惑人心还只是苏方中的小伎俩，他的“大手笔”是花费大量集资请媒体采访报道、吹捧贴金。曾经9天时间，三家报刊、杂志连续9次图文并茂地报道苏方中：“深圳传奇”、“明日宏图”及“乘风破浪正当时”。这些媒体写道：“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苏方中一定会在深圳走出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越是在资金周转不灵时，就越是有媒体连续轰炸性地报道。于是，债权人放松了警惕，苏方中得以苟延残喘。

    电影说：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忙于生存，要么赶着去死。

    误入雷区

    人流如潮，温州告急；取经的车辆堵塞了浙南的山间小路，车祸频频，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文件，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严格控制到温州市参观的人数和批次。

    10点，有人给了村长2万元，让他周转出去生息。此时，村长并不打算把钱还给邻居。他把其中的1万元放贷给了一位求贷者。

    为试制新产品，老滕自费外出考察。在厂里，他顶班连轴干，不准时吃饭，睡不了整宿觉是常事。人们眼看着厂长眼肿了，腮瘪了……

    这夺人性命的金融游戏，当地人称为“抬会”，实际上是对温州一带民间融资活动的笼统称呼。所谓的“抬会”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流行于乐清城乡。那时作为民间互助筹资融资方式，资金投向主要用于满足生活消费。随着规模扩大，以及资金投向生产经营资金的垫支，久而久之，便产生出一些食利阶层：“抬会”会主。许多灾难后，负债累累的家庭，都或多或少源于郑乐芬，或者和郑乐芬一样担当会主的温州妇人。

    “是致富楷模还是经济犯罪的渊薮？是闯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新路还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带着疑问与不解，费孝通到了温州。在四周窗玻璃残缺不全、冷风丝丝吹进的乡政府接待室，76岁的费孝通安之若素。他把一件短大衣的领子竖起，双手拢袖管，不时抽手做记录。温州新鲜的事物触动了费孝通的学术灵感。

    敌意和攻击随之而来。

    同样因为“抬会”，石矾镇一位妇人走投无路，喝下一瓶农药。临终前她安慰子女：“不要难过，我如果不死，债就会利滚利，子孙三代也还不完的。我死了对你们也是解脱。”

    温州几十年的传奇，因大起大落引人入胜。大起是时势造英雄般的华丽，大落则是遭遇十面埋伏般的悲壮。苏方中只是这大起大落中看得见的冰山一角，温州地下金融违规操作早已如野草燎原之势，无孔不入。这些资本游走于法律边缘，一不小心就踏入了雷区。

    抑或正是如此，国家领导人不遗余力地表达着对“私营业主或是个体户的关怀”。全国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正式成立。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条例》共十七条，自该年度起施行。

    张文荣的发家史就是典型的“投机”史。他总是善于利用各种不对称的信息，捕捉商机。

    1991年，苏方中在温州销声匿迹，让人诸多揣测，最为流行的版本说他裹挟巨资漂洋过海。后来，人们才知道，苏方中南下深圳隐姓埋名，过起了“打工”的漂泊日子。打工之余，他在深圳闹市区宝安路和红桂路交叉处看上一块地皮，准备投资近1亿元建一幢26层高的摩天大楼——中南大厦。

    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病态的集体驱使下燃烧起来。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因为有董朝才的“同意试点”而不至于“胎死腹中”。方培林的私人钱庄一度停业，又是董朝才手写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