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出，为苏方中挣足面子。同年7月，苏方中承办了规格相当高的理论研讨会，邀请国内知名度颇高的经济学家参与研讨。“钻石秀”与研讨会的“盛况”经权威媒体宣传，再次提升了苏方中的“可信度”。

    债权人张某到深圳找苏方中调查大楼施工情况。在宾馆会议室，张某看见会议室里摆着钢丝床，桌上摊满图纸，旁边放着方便面，苏方中则穿着拖鞋，完全是一副废寝忘食的模样。张某回到温州逢人便夸苏是个“实干家”。

    温州市、县两级政府派出相关部门所有人员，也根本无法应付，只能将代表团从车站接到宾馆就再无法顾及。至于1986年到底来了多少人，谁也无法准确统计。而到头来因为接待不周“得罪”了不少客人，却是不争的事实。来的客人实在太多，凡是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干部，不得不委屈地被安排在招待所集体澡堂过夜。

    丘吉尔说过：“我们正处于一个有因必有果的年代。”疯狂之下，1986年的温州注定无法平静。春天，“抬会”链条出现断裂崩盘的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大小会主逃的逃，跑的跑，自杀的自杀。村民家里哭声一片。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仍是在1986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为成名后的王振滔愿意与人分享的一段经历：

    倒腾的奥秘在于利润。国有的银行、信用社贷款的月利率是： 活期0.24%，5年存款为0.78%，贷款利率是1.5%，在温州民间高利贷的利息基准是3%~5%。利润正是利率的差价。不知名的村长凭借简便的手续，灵活的利率，承借人的偿还信用盘活了资金。故事表现出温州人的精明与灵活。也正如“抬会”通过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优惠吸收存款，再以一个合理的贷款利率放出贷款，通过利率差赚取费用，这本身无可厚非。同时，也不能抹杀“抬会”对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给艰难发展的温州私营企业提供的帮助： 1985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超过3亿元，成为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因替美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噪一时的陈加枢回忆：“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万元。”

    ……

    作为此行的成果，费孝通在《瞭望》上发表了15000字的《小商品大市场》，为温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他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旷古无师……”

    在这种背景下，东风信用社刚开张便火了起来，苏方中更无异于得到了一棵“摇钱树”。1988年，财大气粗的苏方中兼并了3家国营企业，创办了温州市第一家民营股份企业——东方企业集团，自任总裁。事业达到了顶峰。

    那三期《瞭望》是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争相传阅的必修材料。研究室因此专门整理了一本绿封皮的小册子，在内部发行。小册子成为第一本“温州模式”解读本，《小商品大市场》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原来心里没底的事情，费老开口像给我们筑了道防线。”研究室副主任马津龙如是说。费孝通前后三次考察温州。1986年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8年后的1994年。他走访了市区、瑞安、苍南等地，以《家底实创新业》为题写了再访温州的调查文章，连续发表于《瞭望》周刊。文章中，他得出结论：“正在温州发生的历史事实说明，市场经济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力的。”1998年10月，费孝通第三次来到温州。当年全国“两会”期间，市长钱兴中带着南存辉登门拜访费孝通。钱兴中介绍了温州的变化，费孝通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