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要再写一篇反映温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文章，当场敲定题目为： 《筑码头闯天下》。而在文章的推波助澜之下，考察取经的各地党政代表团蜂拥而至。“温州的土地差点被踏沉了。”负责接待的领导回忆情景时如是说。

    无限的能力加上无限的欲望，其结果不是一场大胜利，就是一场大灾难。两年前，短命的方兴钱庄只开张了一天便由地上转向地下。但温州人历来胆大，既有明中勇也有暗中谋。禁令并未威慑到活跃的民间金融。在明令禁止下，一场金钱游戏悄然发生，最终疯狂地演变为一场人为的金融大灾难。

    长期在夹缝中成长的温州民间资本，早已习惯了靠嗅觉“逮”机会。村长玩钱的故事，讲的就是一位村长在一天之内，轻车熟路地玩转好几万元： 一早开门，迎来愁容满面的小老板。这位老兄希望村长借他1万元进货。讲好了利息，村会计还没来。村长微笑地应承了下来。他知道，他家隔壁的邻居手头有一笔2万元的现金。这个时候是上午的9点。

    事实上，对于信用社的建立，国家的控制仍然十分严格。口子的松动并不意味着无的放矢，政策门槛依旧以国家、集体为主要导向。比如政策规定城市信用社必须以机构为主，个人投资不能超过10%等。

    热闹的温州被熙攘的参观者搞得吵吵闹闹。可是温州之外，一群人舒服地借助温州日益响亮的名头而脱颖而出。

    不幸的是，中南大厦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利润。再加上生活糜烂，2亿多元公众存款、银行贷款，几亿元私人借款，都让苏方中回天乏力。1999年8月，东方企业集团这艘曾经享有“航空母舰”之誉的巨轮搁浅，一向如期兑现的“偿还股”停止兑现。

    变化同样印证着盛衰交错的生存法则，就好像该年民营企业所经历的震荡，前所未有。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动，使企业遭遇严峻挑战： 资金吃紧，“大路货”饱和，原材料、能源涨价，税收和各种社会性开支增多……四面八方的冲击波，使得像苏南、温州这样的乡镇、民营企业发达地区，坠入谷底。

    一位在外单位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放弃原来的优越条件，投到了老滕的“麾下”。建材厂的人没换，但人变了，变好了，变强了。

    更可怕的是，灾难即将来临。

    革命已经发生。它使中国得到了新的活力。它正在为共产主义重下定义……它进行得那样静悄悄，以致遥远的世界的另一边几乎没有注意到。革命的中心应该是在江浙一带，尤其以温州为甚，那里跳动着太多“不安分”的因子。

    日后，费孝通每每谈起这次“温州行”时，无不对所见所闻津津乐道。有这么一件事，虽然在《小商品大市场》里找不到记述，不过全程陪同的一名温州领导却记得相当清楚： 费孝通听说一名81岁的老太婆自食其力，在家生产松紧带，一天可赚1元多钱。他不顾劝阻，登门拜访。这位健朗的老太婆在阁楼上，娴熟地操控着电动织带机，一天可以编出三四十米松紧带，产品全部被服装厂家订购。费孝通关切地问：“有没有累着？”老太婆笑着说：“这活轻松，活动活动筋骨，比闲着没事还舒服。”费孝通感叹说：“这就是家庭工业的活力所在啊。”

    为救活温州玻璃钢建材厂，党委书记王家凌“三顾茅庐”。滕增寿很爽快，谢绝了几千元的补发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