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似乎遇到了问题。198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那天，有些凄凉。细雨夹着小雪，淅淅沥沥，弥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

    社论的语调如此阴郁，如此沮丧，在前十几年中前所未见。自从1988年以来，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陌生。只有理智的人才能清楚地意识到，改革没有理想化的方案，没有对真理的盖棺定论，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障碍更具有放大效应，而这恰恰需要改革者不容置疑的脚步，扫除传统、制度等因素所引发的寒流。

    晴雨表

    有人指天骂地，有人缅怀过去，有人歇斯底里，有人把讽刺社会种种现象的段子编得好笑又犀利，有人剑拔弩张地批评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往资产阶级的方向。还有人说：“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阶级斗争要抓抓了。”更有人说：“私营经济是不正之风的来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甚至“中央要取缔个体户了”的荒唐传言都能一次次撕裂着企业家的神经。

    思维与实践的断裂，精神与物质的脱钩，偶然和混沌中不自觉地使中国陷入到一种病态的境界，难以自拔。身处其中的温州又岂能独善其身？

    政策具有层层传递的效应，站在经济前沿的区域往往首当其冲。

    民营经济发展最迅猛的温州，应该是中国政治风向最敏感的晴雨表。每当政策走向出现变动的时候，在这里往往可以嗅出最初的迹象。

    1988年，温州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温州人不得不在惊惶中度日，在焦灼中等待中央给出的说法。

    5月14日，《人民日报》撰文《温州的畸形消费》，揭露温州种种在当时的人看来深恶痛绝的现象。要知道就在一年前，这份同样的报纸还立场鲜明地指出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温州的实践》的文章。： 温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上必然存在一些自己的特点。这在温州的实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那篇《温州的畸形消费》的文章中，作者以厌恶和说教的口吻写道： 近几年，许多现象曾像幽灵一样光顾这块土地，畸形消费现象成为青年人的时髦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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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任何人都开放的街头“卡拉OK”舞厅，门票每张15元。但你若认为人们来这儿是为比舞弄姿，那就错了。人们聚拢于此，穿金戴银，你穿100美元以上的毛衫，我必得千元人民币买来与你相陪，你戴5颗金镏子，我有3两黄金的手镯，珠光宝气，交相辉映。要说兴趣，比阔才是他们真正的兴趣。

    温州人不管钱多钱少，必办两件大事： 盖房造坟。很多方面，消费的竞争日趋激烈，“比学赶帮超”，花样迭出。不讲花多少钱，但求一鸣惊人；人可以累倒，挥金不能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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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温州青年来说，消费就是目的。姑娘用香水，必须是法国、德国、美国的。她们不管脚下的烂泥臭街，不在乎哪种香型对国人的黄皮肤是否合适。钱花到了数就成，就快乐，生活就充满阳光。一位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坦率地告诉我，他第一信钱，第二信花钱……除了媒体，社会上不利于温州的传言四处流传。激愤而又充满创意的批评者们不惮于用最刻薄的言辞来质问与奚落曾经“光环满身”的温州。国务院也不断收到一些人反映温州问题的信函。温州市副市长去外地参加研讨会，与会的人听说温州就摇头，且毫不犹豫地断言“温州就是中国的东欧”。一位很有来头的老干部到温州转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