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好酒好菜的款待后，回到北京发表观感： 温州除了市委、市政府大门上的国徽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不是社会主义。

    6月，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一位浙江省政协委员的提案说：“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物价高涨，走私偷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造成民间贫富悬殊……”言语强硬，措辞强烈，温州被认作罪恶的渊薮。

    8月，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指派武树帜等4人到温州调查。

    回京后，调查组向中央提交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私营经济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几个问题》等三个专题材料。针对“温州模式”，调查组认为：“温州试验区的改革试验工作要继续下去。温州有温州的实际，温州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只要是符合十三大精神，因地制宜，有利生产、利国利民的，就要继续向前走。温州的十年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任何时候也否定不了。”

    争议仿佛到此结束，一夜之间温州恢复了表面的平静。然而，一位“温州老百姓”的来信，再一次将温州推向风口浪尖。

    一个以“吴金侯”署名的“温州老百姓”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瑞环和宋平。在普通方格纸上，这位“老百姓”描述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请中央领导同志派得力要员，把温州重新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李瑞环将原件摘要转送李鹏，后者亲自批示： 请袁木同志组织调查。闻讯的温州又“紧张”起来，好多私有企业变得畏畏缩缩。为此，温州大学老师马津龙写了《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并通过相关渠道被推荐给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国务院的两次调查对温州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在温州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还是作了积极而明确的肯定。但对温州的争议并没有完全结束，1991年有了第三次调查。调查的起因是： 1991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社编发的每日总汇刊登署名温州市某医院主治医师、离休干部许某的文章《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一位离休干部写给本报的信》，信里反映温州个体、私营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投机、剥削雇工和生活荒淫的情况，描绘温州老板骑的本田王(摩托车)、穿的A底王(高级鞋)、睡的弹簧床、抱的花儿王(高级妓女)。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看了这封信后十分严肃地作了批示。李鹏总理也作了批示，要国务院研究室再派人调查。这次调查作出了与前两次基本相似的结论。

    降温

    斗转星移，似乎换了人间。随着渐进式的变革，宏观环境的格调陡然发生变化。

    在这突如其来的剧变中，永远有人在悲观时更悲观，在狂热中更狂热，冷静看世界者则少之又少。但不管如何，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是这场宏观剧变中的主角。温州的官员们在疲于应对来自中央的调查，第一批进入私营经济的企业家则多少产生了这样与那样的顾虑。

    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越发好转的创业环境突然拐向，“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判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分罕见的现象”。那是因为文章的作者们“担心民营经济的膨胀会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

    就连香港《星岛日报》都将治理的重点归结为乡镇和民营企业。文章写道： 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有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农民丢掉农事，纷纷开办企业，其中以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为最多。本来，大陆经济在三方面困难甚大，一是能源不足，二是原材料缺乏，三是交通运输困难（先天后天的原因都有）。加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