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年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冒了出来，占用了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设备，治理整顿，当然包括这些企业在内。文章由此得出结论： 如果认真清理，大量企业非关门不可。曾经邓小平跟前的红人年广九都风光不再。他提前进入了人生的冬季，第三次蹲进大狱。《芜湖日报》对逮捕理由作了详细诠释： 贪污挪用公款6万余元。有人质疑： 看不懂账本的年广九如何挪用公款？

    同一时期，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速度也降到了冰点，进入了诚惶诚恐、惊悸不安的历史性低潮和曲折徘徊期，显得异常脆弱。一年间，许多企业无端蒸发。全国数十条“温州街”、数十个“温州村”店铺被封，货物被充没，上万温州人逃回故乡。1989年至1990年，温州经济增长仅为1%至2%。经济专家却说，实际可能是负值。

    企业家既要“埋头种地”，还要学会“抬头看天”。报纸长篇累牍地出现吓人的论调，留心大势的潘挺宇一看就心惊胆战，“把我搞成资本家怎么办？”这是一场真实版的“幸存者”游戏。状况还在变糟，聪明人开始明哲保身而各显神通。

    当过去的一切成为历史时，也许就如黑格尔所说的“回过头看，都是理性的狡诈”。一种无可掩饰的社会现实逼迫着每个人都必须在“正视”与“逃避”间做出选择。

    高天乐与朋友飞抵香港创办电器贸易公司。在朋友帮忙之下，陈金明来到匈牙利，成为最早一批到东欧的温州人。

    国内政治形势不明朗，经商环境不乐观，绕道而行率先纵横四海的民营企业家则更有可能享受到国外制度完善、市场开放带来的优惠。因此，无论是进出香港、还是远赴欧洲的高天乐与陈金明都因地域的变迁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

    陈金明家住温州东门，是温州最早的个体户之一。他自立门户创办小五金制钉厂，很早就积累了万元资金。初到异乡，他一切从头开始，其中的艰难困苦简直难以用语言描述。每天凌晨4点，陈金明就背着贩来的小百货日用品到小商品市场占位设摊，饱尝酷暑严寒、狂风暴雨，还经常遭到吉普赛人的哄抢。有一定规模后，他开始用面包车装满货物，夜里赶路白天卖货，饿了啃面包，困了睡车上，专找别人不愿去的边远城镇。

    通过“流动摊贩”的方式，陈金明了解到匈牙利南部居民的需求。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小城久洛，他开办当地第一家商场。以滚雪球的速度，短短几年时间，陈金明从一家起步继而陆续开出30多家连锁商场，遍布匈牙利东南部各个城市。

    主动的蜕变才能防止被动的灭亡。宏观的力量，无论能不能看懂，永远无关喜好，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改革中出现反复甚至回转，是反思中的矫枉过正。今天看来，的确让人啼笑皆非，但在1989年却是正儿八经的针砭时弊。如果硬充好汉，只能是鸡蛋碰石头。倒不如索性随岸赋形，寻找寒流的盲点，寻求栖身。

    所以说，有路子的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但没路子的也不愿意束手就擒。当时有种说法，叫做“深圳打雷，温州下雨”。同样的事，同性质的社会现象或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有领导认为不妥，在深圳吼叫几声就过去了，不会作处理，那里毕竟是特区。在温州却会下大雨，浇得人灰头土脸，一身污水。春天，陈道荣不得已踏上了南下的征途，来到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经济特区，与几位台湾商人办起合资公司，自己出任总经理。

    逆流中的世界

    1989年，在新一代世界体系理论研究领军人物阿瑞吉的判断下是“20世纪的终点，现代世界体系由此进入混乱、过渡和重组时期。”他集中研究近200年的历史演变后，进一步地指出，西方主宰的现代世界体系目前正陷入危机，走向终结和没落，东亚能否为世界开拓出一条全新发展道路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