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在疑问当中。

    这的确是一个疑问。

    这一年，日本索尼公司买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新闻周刊》专门设计了一个封面——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可一年后，东京股市崩盘，楼市泡沫破裂，日本经济从此陷入长达17年的漫长低迷，未能代表东亚“为世界开拓出一条全新发展道路”。

    这一年，因为物质主义的疯狂，外媒少有地以揭短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种种畸形的现象。改革产生层出不穷的阵痛，商品意识过分的无孔不入，让道德捍卫者痛心疾首。

    中国的未来会走出一条怎样全新的道路？一切都似乎取决于人们的心态和理智。对于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激情飞扬的时代需要一场理性的跋涉。然而，在1989年的中国，对于理性的把握又是多么的艰难。

    意识形态的迷雾、政经语境和政企生态使先富起来的人胆战心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和平演变”是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经济特区被上线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诘难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批判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改革开放究竟是拯救中国还是危害中国”，是分歧的焦点，连其合法性都遭到质疑。就拿温州来说，围绕着温州是否是“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疑问，范围也还在不断扩大。

    1989年10月，浙江省主要领导来温州视察，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公开提出要撤销“温州试验区”，令董朝才十分吃惊。董朝才当即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 温州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定的；省委确定的“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成员”都是省里的领导，温州没有人进入这个班子；改革试验区成绩明显，也没有什么问题；撤销改革试验区，温州老百姓接受不了，他们会以为改革方向错了。当然，公开与省委“对着干”的董朝才，其“下场”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是啊，温州从来都是矛盾的综合体，盛名之下是诡秘，荣誉背后是焦虑，以至于连当政的一把手都前途未卜。那么温州的民营经济将何以为继？温州人曾经走过炼狱到达荣誉的巅峰，难道只是一次伟大的奠基？

    英国戏剧家戴维·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这句话用在那时的温州人身上，似乎再恰当不过。寒流中，他们经历着社会评介的轮回——从妖魔化到改革榜样再到新一轮被妖魔化的可能——展望着未来的商业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