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东西可以自选商品而不是由售货员递到手里。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零售市场出现本质性的变化，以人本、民丰、木子为代表的民营连锁超市迅速崛起。

    跌入谷底的民营经济正在复苏，温州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象。唯独柳市例外，其正经历着一场切肤之痛。

    1990年5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史无前例地为柳市一个镇“单独发文”——《关于温州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国家七部委（局）、省市县三级政府联合组织了近200人的工作组、督查队开进柳市，进行了温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对假冒伪劣的围剿。

    中国的版图上，柳市这个背山面海的东南古镇难以寻觅，然其声名早已远播。据称，寄往柳市的信件，即使忘了邮编，漏写“温州乐清市”，照样不会寄丢。柳市名声在外就靠低压电器。不足50平方公里的旮旯之地，聚集着2000多家上规模的工业电器企业、数千家加工企业，密度之大在全国屈指可数。此时的柳市，恰是经济学家钟朋荣笔下的“小狗经济”的雏形，出现了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产权合作关系和内部管理关系的端倪。不起眼的“小狗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力量，不过这些单个群体组织的经济实体必然难以接受市场与道德的考量。

    一份报纸曾如此描述柳市的繁荣： 人潮车流，南腔北调，数不清的电器商店和地摊一家挨一家，各式电闸电表、开关应有尽有，大街小巷涌动着商流，慕名前来的客商扔进票子，带走电器，柳市扮演着“电器大都会”的角色。在这个大都会里，南存辉、胡成中、高天乐、郑元豹、郑元孟、陈成曼等一批温州民营大佬崛起其间，风云际会。

    亚当·斯密在《道德的情操论》中认为：“追求金钱名利超出对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个社会便会产生道德和情操的堕落，结果便是公正性原则被践踏，市场经济趋于混乱。”市场混沌初开，经济主体的趋利行为没有法制的规范和道德的约束。不健全的经济机制下，产生了不健康的利益导向，最初的柳市沦丧为“假冒伪劣品”的泛滥之地。

    事实上，柳市原本是一批收起农具的农民创造的奇迹，一开始就面临着资金、技术与道德的挑战。新华社记者在当地采访时目睹： 刚放下锄把的庄稼汉在斑驳陆离的机床前，肢解废旧交流接触器。他们用稻糠换下熔断器的石英砂，用砂纸和鞋油将锈迹斑斑的电器擦得发光发亮。锅灶旁，太婆们一边煮饭，一边慢悠悠地摇着漆包线。河边挤满了村妇，她们清洗着一筐筐电器，然后分别铺开晾干。

    低压电器触头必须用白银，柳市人以白铜相代。两者产品质量、寿命和安全性能相差甚远。国家规定低压电器必须凭证生产，柳市上千家企业中有证企业不到1%，有证产品不到0.1%。明明是本地产品，出厂地却全部标着北京、上海，制作相当精致，不明底细难辨真假。这一切无怪乎都是为了追逐那30%~50%的暴利。

    “假名远扬”的柳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乐清市供销员协会副会长黄忠平见客户只能假冒上海人。对方说口音不对，黄忠平就谎称自己是插队到上海的，“把自己的人格都卖了”。周海雷的包里也会装上七八个单位的假证件，一会打上海的牌子，一会打杭州的牌子，“说来自柳市，人家连门都不让进”。

    苍白的信誉大大增加了柳市产品在市场中实现价值的成本。然而，精明的温州人巧妙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只用国营企业20%的费用，就可生产出同样的低压电器产品。所以，柳市出售的劣质电器，一般会给买方高达20%~30%的回扣。

    北京一家国营企业买了大批质量不合格的柳市低压电器，堆放仓库。之后，柳市人主动找上门用废品的价格买回堆积品，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