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轰轰烈烈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终结，萧索落寞的气息氤氲在中国内地，经济的萎靡不振已经进入第二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

    国务院仍旧忙着“治理整顿”，物价逐步平稳，但社会需求被抑制，仓库积压到了惊人的程度。市场疲软到那些永远有理的经济学家都不知道如何出来打圆场。那些在上个10年风光无限的企业家们终于回过神来，那个物资紧缺，卖什么赚什么、愁买不愁卖的年代结束，曾经井喷式释放出来的民众消费热情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把产品卖出去是最难的环节。下岗成为描述工业现状的流行语，也是消费抑制的一个前兆。邓小平指出：“和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地区比，这叫滑坡。”而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则说：“没有必要继续将经济压制到完全死亡的境地。”

    波动

    一家颇有影响的杂志——《当代思潮》，在第一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的文章说： 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人民日报》《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文章，矛头竟然直接对准颇为流行的邓小平语录——“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一篇署名“闻迪”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文章，洋洋洒洒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转载。

    这类文章铺天盖地，表面上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阻碍改革开放，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个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柏林墙倒塌。有人说中国应该挑头充当世界革命中心。改革开放没人提了，谁要是提，就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政治的天平看不清该向何处摇摆，局面让人心寒。就这样，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左”倾势力甚嚣尘上。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

    春节过后的几周内，坏消息接踵而至。国内，农业部部长说，粮食减产，形势严峻。外经贸部官员为出口下降愤愤不平。统计局公告写着，工业产值再创新低，全中国经济都在疲软。据说，一位退休的原高级将领指着刊登统计局公告的报纸骂娘，说：“疲软？什么疲软？就是完蛋。”

    国外，西方人经过1989年的分崩离析，一夜之间空前团结，至少20个国家联合起来“经济制裁”、排斥中国。钱其琛用一句诗形容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大环境，黑云压城，小环境却不是暗无天日。

    斯威夫特说过：“如果某人能使只长一根草的地方长出两根草，他就有理由成为比沉思默想的哲学家或形而上学体系的缔造者更为有用的人。”

    社会不只是“左与右”的争论和“社与资”的争吵。当政治家们为路线方针殚精竭虑的时候，普普通通的温州人没有放弃，与那些在方寸纸片上争得面红耳赤的评论家相比，他们的生活显得更为实际。温州的氛围反而要比1989年更加轻松。

    潘挺宇从欧洲归来，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叶子建敢下血本，花6万元买来自动切割镜片的设备，大张旗鼓地扩展眼镜厂规模。

    下海的官员逐渐有了规模。在市委任职的王建辉组织圣诞礼品出国销售，只可惜运输延期错过圣诞节，大大亏本。王建辉气得胃出血住进医院。

    娱乐方式是精神状态嬗变的具体表达形式。

    先创音响总经理陈良春在1990年，正当朝气蓬勃。作为乐队一名鼓手的他和温州大部分痴迷音乐的年轻人一样，实践着自己“卑微”的音乐梦。温州华联商厦的开业则给众多温州人带来了无限惊喜，当天以至于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件盛事。

    然而，轰动一时的温州华联最终昙花一现。

    但是，商厦虽失败，却培养了温州人一种崭新的商业理念： 百货公司可以由个人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