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器市场，能够撑门面的几家国有企业都与外商合资，换了洋牌子。与胡成中迥异，南存辉是一个有血性的温州商人。他精明、现实且又极具理想主义。与一些打着“民族主义”与“实业报国”的商人不同，在正泰创立的17年间，尤其是在与法国电气巨头施耐德的较量中，他的决心与果敢表达得淋漓尽致。

    总之，南存辉放弃了合资的机会，再次“孤单的忍耐”。他说：“正泰要多跟外商合作，但决不会抛弃属于中国的民族品牌。”这些话今天读来平淡无奇，17年前却让人眼球一亮。南存辉更加“变本加厉”，召集30家企业成员，组织企业联盟。结果发现自己做了冤大头。抓了五年管理，联盟下属仍有成员将不是指定的产品贴上“正泰”标签以次充好，有的干脆做假账骗利润。

    危急中，南存辉找到吴敬琏和周其仁。两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建议他把多级法人消灭在萌芽状态。他把成员企业主拉到雁荡山开会，讨论“合好还是不合好”。吵吵闹闹了三天三夜，南存辉拍板“统统合并”。

    动荡与奇迹

    柳市风云激荡的时候，也是高天乐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刻。

    香港九龙永安大厦的一间写字楼里，高天乐心中隐隐作痛。他久伫窗前，思考着是否重回温州。他的想法遭到朋友的极力劝阻。但就在一群群人从柳市搬往温州之外试图苟延残喘时，高天乐出其不意地选择了回归。

    投资5万元钱，雇佣6个工人，高天乐迈出了创业第一步。他买了一本《电工手册》，把别的企业产品买过来，拆了装，装了拆，分析每个产品的外表、性能，最后生产自认为性价比最高的低压电器。但要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正泰和德力西抢占市场，如此规模的企业无疑是蝼蚁撼树。于是，错开犬牙交错的城市，高天乐将产品目标市场集中在了农村。刚创办企业不久的他做起了广告。

    他把产品广告刷到农村各个农宅的墙面上，专挑那些在公路上能看到的农宅，最贵的不过200元钱，花了不到1万元钱就把柳市附近几十个村子涂满了广告。后来，人们津津乐道于高天乐的神奇崛起，最关注的正是其独辟新径的营销策略。后来者纷纷仿效，但往往难以望其项背。高天乐在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下，奉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前进原则，从农村向城市突进，步步为“赢”。

    他要求厂里工人上班时全部穿白大褂，戴白帽子。当时，别人的产品包装大多用马粪纸，高天乐则加了一层铜版纸；别人用铜版纸时，他套红印刷；别人用两色印刷时，他已经开始采用四色印刷，“我们产品的外表一定要比别人漂亮”。

    当大家一再抱怨市场行为是大企业的霸权主义，小企业根本没有话语权时，不妨考虑高天乐“麻雀变凤凰”的神话。差异化成为他把企业做大的最畅销手段。他的企业掀起一阵旋风，第一年实现销售收入30多万元；第二年，销售收入猛然增长到500多万元；到了1994年，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

    高天乐的奇迹只是动荡中的故事一角，还有很多小厂办大事的案例，值得思索。

    “柳市假货”，这一边倒的呼声，事实上对柳市人而言并不够公平。质量并不像传言的那么可怕，有些产品其实相当不错。润滑设备厂试制成功的JRB脚踏润滑泵被冶金部在全国推广，且能取代从德国进口的同类型产品。铭东开关厂生产的空气熔断器，开国内生产先河，为数百家企业使用。相似的企业在柳市不乏其例，可惜大多名不见经传。毕竟像乐清铜管件厂，因为助力卫星发射上天，登上国家级报刊（1990年8月9日《经济日报》《小厂办大事——乐清铜管件厂艰苦创业记》）的民营小厂少之又少。

    1990年2月20日，乐清铜管件厂厂长柳知春忽然接到通知，“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