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只卫星空调净化器系统配套用的铜管接头必须在当月底运达北京”。除去送货时间，从工艺论证、模具设计开制到产品出厂只有五天时间。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按照计划“长征二号”火箭应该在1990年7月把卫星运载上天，但断了铜管接头货源。时间紧迫，计划不可更改。1990年2月，担负发射装置配套设备生产任务的北京冷冻机厂获知柳市一家小厂能够生产这种高质量的接头，当即发出急信：“军工‘长征二号’火箭发射装置配套设备急用，请立即安排生产，以保证任务按时完成。”

    用户对产品要求极为严格，时间也没有拖延的余地。铜管件厂38名职工日夜鏖战，1990年2月26日晚制足多于订货量的产品连夜发货，终于在2月28日下午接头送到北京。五个月后，“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1990年8月，铜管件厂事迹被《经济日报》报道。而真正引人关注的消息是： 铜管接头首创者只是3位仅仅上过小学或初中的温州青年。

    6年前，低压电器小作坊生产者柳知春在杭州展览会上发现外国造的铜管接头。经过打听，他得知“这样的接头国内居然没人做得出来”。那时的柳市，电器市场已然饱和，模仿者依然耻于人后。柳市早陷入惨烈血腥竞争的“红海”。

    开拓思维，不必对旧市场、旧产业紧抱不放，不必再寸土必争，死守固有市场；跳出传统的“红色血腥”竞争，寻找新的商机，大胆开辟新的“蓝海”，才是发展之道。一切伟大的成功者都是优秀的学习者，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温州人柳知春发现了自己的“蓝海”。他跃跃欲试，联合两个要好的朋友，迅速停止低压电器生产，专攻接头成形工艺。

    研制接头国内一无工艺参照，二无数据可查，只能凭国外的样品揣摩分析。同伴有了疑虑： 国营大厂工程师都没做成，我们行吗？柳知春却认定：“外国人能搞出来，中国人也一定能。”三个家有老小妻儿的青年孤注一掷，租借祠堂，倾尽几十万积蓄买下3台旧机床，边请教边自学。他们负债一身，失败上百次，历经500多个日夜，接头一次成形。按上海中华造船厂常温液压破坏性试验要求，接头超过实际承受压力4~5倍后破裂才算合格，而柳知春们的接头承压竟大于7~15倍。

    之后，柳知春兴冲冲带上接头，闯进上海推销。国营厂推托不要他的产品。柳知春提出： 白送给用。国营厂试用后发现接头壁薄体轻，使用效果赶上进口货。鉴定认为： 这种新型接头“安全系数余量很大，强度足够，货真价实”。

    赫尔曼·西蒙在《隐性冠军》里讲：“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数量庞大的企业，他们的成功总能用卓越或者辉煌来形容，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却鲜为人知——哪怕是那些号称无所不知的商业媒体，无所不通的商学院教授，或者无所不能的咨询专家。这是一群‘隐性冠军’。”未来的时间里，低压电器仍旧吸引着相当多的柳市人趋之若鹜时，“隐性冠军”柳知春们将发展目标锁定铜管接头。

    1990年乏善可陈。除了北京亚运会，几乎没有什么能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

    不过，接下来的90年代是另一个世界。而亚运会也带给了中国人更多的自信。它留给这个国家的还有一首叫《亚洲雄风》的主题曲。歌词“亚洲风乍起，亚洲雄风震天吼”唱响整个国家，是为本年度最流行的歌曲。

    在20世纪过去的90年里，这个国家的人背负了太多的苦难与悲痛。亚运会的承办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与其说它宣告着一个大洲的世界地位，不如说其更多地表达出一个国家与民族对崛起、融入，并被世界接纳的渴望。“雄风震天吼”，这是改革开放的主题，也是温州人乃至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