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温州，将目光放置于中国乃至世界，大洋之外的德国《商报》正在用惊奇的眼光记录下本年度中国一扫沉闷，而蔚为壮观的惊喜变化： 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紧接着，纽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赵章光“101生发精”荣获金奖。与此同时，黄作兴江南阀门摘取了国际表面技术与防腐技术博览会金奖。随后几年，黄作兴获奖成为常态。

    不过，当信河街上排满了手提现金等待提货的外国人时，温州打火机市场疯狂起来了。粗制滥造的事件层出不穷，有人在箱子里放上块砖头就让老外提走。恶性竞争骤然成为常态，周大虎的100多个熟练工人被轻易“挖”个精光。因为，按他的质量标准，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50个打火机，生产劣质打火机的厂家可以做到500个。工人薪水按件计算，在周大虎厂里工作，薪水少，没有吸引力。

    1993年，深圳推出“买房子送户口”政策。林立人觉得政策对温州人会很有吸引力，于是在《温州日报》刊登“买深圳房子，送深圳户口”的广告。广告登出，买房人络绎不绝。但不久，深圳买房入户政策突然取消，林立人“温州小区”项目没开工就已经结束。

    他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在记者的笔下，书记刘锡荣的家：“一套三间单元房，住着5口人。水泥地、白灰墙面，床边贴墙处糊着报纸。没有录像机、电冰箱、洗衣机，唯一家电是台日本松下彩电……窗外阵阵刺鼻药味，胡同之隔的对面，正好是医院病房，窗户对着窗户。”记者感叹说：“这样的摆设，这样的环境，难道就是一位省委常委的家？难道这就是一个‘富名满天下’的温州市委书记的家？不必与温州那些耗资10万元、20万元营造的华丽私人住宅相比，即使与冰箱、彩电、录像机、新式家具满堂灿然的温州中等水平的居室相较，刘锡荣的家也实在差得太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民营草根经济波澜壮阔，但与外界的交流却仅靠一条公路维系。于是，张碎唐购置四辆大货车成立运输社。几年间，运输队不断壮大，成为温州地区五大运输公司之一。期间，一位旅居巴西的朋友回乡探亲。酒席间，两人聊“合计想搞信用社”。可信用社的批条迟迟不下，朋友不得已返回巴西，临行前建议张碎唐“出国看看，两三万美元就可开一个店，干脆在国外开创事业”。

    1991年6月下旬，飞行了36个小时，张家四口踏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朋友把他们安顿在一个家庭旅馆，每天50美金的住宿费让有点“小钱”的张碎唐心疼不已。六天后，他干脆把家搬进市郊的一所道教庙宇。家人一时不能适应，妻子竟流泪抱怨：“家里四层楼房不住，来这鬼地方！”

    熊彼特的经济史价值谱系里，企业家是世界的英雄。然而在中国，商业在社会习惯的压力下仰人鼻息，并未获得真正的主动。于这样的氛围下，经商本就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因此，当“觉得人生总要做点什么”的永嘉上塘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提交辞呈，搭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回家，并用政府发放的910元退职金承包零星荒山、兴办水果试验场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镁光灯下的焦点。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万念俱灰的林立人“心都在滴血”。

    阿根廷曾为西班牙殖民地，居民多是西班牙后裔，保有互赠礼品的传统。张碎唐选中礼品街上的门面，打出“温州礼品行”招牌，经营温州小商品。

    1991年，30出头的陈九松终究也没能耐住寂寞，告别家人，远赴13000多公里外的西班牙，开始一段天马行空的人生旅程。

    这群年轻人还是被抓回了温州。带头同乡以“黑包工头”的罪名被枪决，周大虎也进了监狱一个月。关押结束，他开始到处流浪，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顶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