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提货单嚷嚷着要提车的司机。“颜色不讨彩，‘银灰’、‘银灰’，温州话谐音为‘银不要’，连银子都不要，驾驶员不喜欢，乘客也不要坐。”

    仓库里装满粮食，城里人用了30多年的粮票被取消，商店货架上什么都有，老百姓买东西再不用排队。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600种商品供大于求。从这一年起，商品市场调转了风向，一个新概念随之问世： 买方市场。

    在城市，人们出差旅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已不是新闻。而广大的农村，有人用卖粮食的收入投保养老保险，还有人买了独生子女养老保险后，主动退掉第二胎生育指标。

    “鹿运红帽子”事件就此告一段落，可其影响并没散去。4年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写进宪法。此后，徐文荣、茅理翔等国内一批民营企业家陆续摘掉“红帽子”，回归本来面目。

    最先变革的是企业制度。原先维系并促使家庭工业迅速发展的家族血缘关系逐步为现代契约关系和法制关系所取代。

    人们惊喜地发现，“温州模式”被温州人扬弃、突破。

    文章发表一天，有两人购买了银色富康车。随后几天，无人问津的银灰色富康成为抢手货。买车现场，司机们议论纷纷，“汽车颜色并不能帮人挣钱，如果汽车颜色好看，自己不去劳动，谁会把钱送上门来？”“如果人勤车勤，加上服务态度好，不怕‘银不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张朝荣的命运并未因此改变。他求诸法律，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却一连几月没有回音，看来诉讼已被“搁浅”。

    吴敏剑走偏锋，可效果不同凡响。到上海寻求发展空间的温州中小企业都去购买他的地产。短短几年，他积聚起庞大的财富，在沪温商中名气大振。

    对比之下，过往风光无限的张朝荣张朝荣是温州商人中颇具代表意义一员，以安装队起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交通运输业，和国营客车公司竞争，其人风光一时。，是年，流年不利。

    然而，福祸皆此而生。

    吴敏原名吴积敏，与9个兄弟姐妹同属“积”字辈。当初因为怕被人看作家族企业才改名。怕归怕，他骨子里仍旧是坚定的家族企业维护者。

    张朝荣到场时，会议室里坐了10多个人。5人是鹿城区工交委工作人员，其余人员是公司股东。严格来讲，这称不上“股东大会”，因为公司的其余29位股东缺席。

    一番争执，朱明焕得以资助形式参与抚养曲印和贡桑。王跃进则直接向孔繁森家属捐助。

    但不管怎样，公交市场总算打开大门。他相继开通多路班车。公交线路越开越多，国营公交公司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公私双方摩擦不断。“电视经常报道，车撞了，司机跟司机打架，乱七八糟。”张朝荣说。而公交之战最后以他被罢免而告终。

    质变之路

    改变由表及里，呈现层次分明、有条不紊的递进。随着企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用人制度也由用亲向用贤转变。柳市一镇，一年就引进3000多名各类人才，中高级职称者1300多人。李忠宽是浙江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毕业后任教温州大学，被求贤若渴的高天乐请到麾下，出任副总经理。

    几天后，公司换血，“新班子”上台，随即更换《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就这样，张朝荣彻底出局。前后投入360多万元的公司被接管，自己无能为力。张朝荣心有不甘，四处奔走维权。

    召开“股东大会”不该由行政部门发文，且事前作为大股东的张朝荣竟然不知内情。他隐约感到不祥。

    一年前和王振滔分道扬镳，钱金波无时不想自谋出路。多年经商让他意识到，没有品牌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