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即便短期盈利，但欠缺持久动力，终究做不大。32岁的他重返故乡，创建红蜻蜓皮鞋公司。

    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在给温州带来初步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疏于管理，偷税漏税、假冒伪劣时有发生。企业无规模，产品档次低，只能靠低价、低值参与市场竞争。凡此种种，说明“小商品、大市场，千家万户办工厂”的模式已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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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吴敏掏空积蓄，向亲友借债，凑够启动资金，成立上海大地王实业发展公司。

    《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了张朝荣的一封信件。紧接着几天，该报刊登了8篇系列报道。媒体介入让此事迅速发酵全国，并掀起一股“摘帽”运动，有7000余家“红帽子”企业要求变更登记，摘除“红帽子”。

    不笑时，钱金波的表情介于恬淡和冷漠之间，仿佛已然超越七情六欲。就是这样几乎成熟到让人无法猜透的面孔覆盖下，隐藏着一颗极其跳动的心。

    “红帽子”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中国经济的别样风景。而1989年，温州市发布《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温州政府为保护民营经济发展进行各种制度安排，许多温州商人挂靠在政府或集体的名下开办公司。

    张朝荣看到一线生机。他多方运作，1993年终于戴上“红帽子”，挂靠五马街道办事处下的鹿城运输总公司正式营运。

    事情的本质往往透过细枝末节的微观现象反映。温州经济经历了初级阶段的辉煌，处在二次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疾呼，温州应该走出固有模式，重新振兴。

    海风夹杂着新鲜的鱼腥味和令人神魂颠倒的金钱味扑面而来，1995年的温州，在如此热闹喧腾的氛围中开场。

    张朝荣是早上接到的鹿城区工交委《关于召开鹿城运输总公司股东大会》的通知，当时刚刚要出门。实际上，他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兼总经理，而且还是最大股东。

    1995年10月，章烈成投资5800万元，成立南麂岛开发有限公司，买下南麂岛1750亩土地使用权和10098亩海域的开发使用权，成为中国“包海”第一人。

    进军上海前，吴敏对南京、武汉、广州和上海等城市做过详细调查。他认为，无论从做大企业，还是拓展新的产业领域与市场的角度，上海是理想选择。“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培育更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超大型企业，中国经济才会形成强劲的国际竞争力，而上海必将是中国第一大区域经济。”

    1992年，吴敏满怀信心回到瑞安，向股东们宣布迁址上海。不料，齐心协力的亲兄弟，这时根本无法理解他的战略意图。“关键在于，大家思想方面已经拉开了差距。”吴敏“没办法，一人一票，亲兄弟也得按股份说话”。

    城市改革本来已经出现转机，可是这一年有那么多工人下岗，无所事事，实在触目惊心。印钞机器的转速慢了下来，通货膨胀被遏止，紧接着是通货紧缩。

    春末夏初，钱金波生产出第一批产品，尝试一种新的宣传方式： 用鲜花、绿草和鹅卵石铺就方寸之地，请专业人员设计摆放鞋子，并请婚纱摄影师为产品拍摄照片。“每只鞋子45度角摆好，只有这个角度出来效果才是最美的，每个镜头我都要亲自看好，完了才让摄影师按下快门。”随后，钱金波将艺术照放大到婚纱照大小并塑封，每个发货箱里一张。

    尘埃落定，事情余波却未平息。温州企业家争养孤儿的事迹传为佳话。类似的事件通常都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和议论，而故事也常常会从侧面折射出趋势的变化——经过岁月的忍辱负重，温州人的形象悄悄地发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