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心态良莠不齐。经济发展的代价不应该以社会退步来埋单。政策制定者开始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应该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协调一致。两个文明被反复提及，二者相辅相成，推动中国社会的稳步向前。

    没有清理任何一个股东，只在持股比例上做调整。通过这次调整，吴敏成为新吴泰的最大股东。决策上的发言权悄然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层一层向上集中，能力弱的股东逐渐淡出关键领导位置。

    温州在公务接待上厉行节俭，其他方面却舍得花钱。温州市体育馆落成并投入使用，从此偌大的市区有了“一处像样的体育场馆”。

    执著于品牌和公司变革的还有远在上海的吴敏。夏天，吴敏总算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盘算着对家族企业进行重新调整。

    在温州，一些事情的发生也变得耐人寻味。

    抗争之余，张朝荣只能徒唤奈何。痛定思痛，他仍锲而不舍，而巨大的阻力和压力将他微小的希望一次次击碎。直至2000年，事态水落石出。那天，被“罢免”五年的张朝荣拿回正本清源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重新当上法人代表。

    温州企业家奔走呼告，声势浩大的“卸下枷锁”的改变断然新生。

    24年前，他从浙江第十一地质大队辞去电工班班长职务，和大哥凑了500块钱，在瑞安开出电子电器服务部。进货用去237块钱，两人便以此为股本金，一人一半股份。

    1995年3月10日，《人民日报》上名为《浙江温州涌现72个亿元镇》的文章中，记者写道： 浙江省温州农村集镇经济发展迅猛。目前，全市有72个镇的总产值超亿元，其中工农业总产值超10亿元的镇达11个。温州市的建制镇现有136个，它们成为商品流通、信息交流的良好场所。集镇内承载的430多个商品市场，仅1994年上半年成交额就达30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82%。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其他地区处于计划经济笼罩之下，温州率先引入了市场机制。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以小商品起步，专业市场的发展带动了一系列产业出现。连续几年，千家万户家庭作坊，每年赚进几十个亿，从而使“温州人均只有3分地的穷乡僻壤发生巨大的变化，率先跨入小康社会”。

    投票结果对吴敏不利，但他不肯认输。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 撤出股份，在上海另起山头；撤回提议，维持原状。思考半年，他找到一条既不分家，又去上海的第三条路： 不带企业一分钱，不带企业一个人。做大两地企业再合起来，败了他一个人担着。

    区工交委主任主持会议。而他只宣布了一件事： 罢免张朝荣一切职务。张朝荣无法接受，提前退席，宣泄不满。事后，张朝荣感觉自己遭受了极大的愚弄。实际上，那天的“最终审判”是场策划已久的预谋。在这之前，张朝荣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

    世事无常、造化弄人。钱金波心灰意冷，回到温州寻找差距。为了这10分的差距，他先后投资3000余万元打造鞋履文化，以至于有人问他到底是在卖鞋还是卖文化。

    企业发展初期，缺乏资金、技术，为抵抗风险，吴敏选择家族化发展模式。“企业出现风险，家族的亲和力会凸现出来。”正是认识到家族合力的优势，企业每发展到一个阶段，他会吸收新的家族成员加入。实际上，这也是多数温州中小企业的普遍选择。

    夏海鹏感慨，“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又少了一道枷锁。而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时的温州正在卸下更多的枷锁。

    1995年1月底，相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 温州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创纪录的103亿元。温州人的财富变成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可他们在想着怎样把数字变成活生生的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