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栽和父亲从洛杉矶回来还不到一个星期——哉收到了卡特琳娜的信。收信人的地址是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我以前的地址，可我已经搬过两次家了。现如今，人口流动的几率很高。

    有意思的是，信封上被打了叉的地址和重新贴上的新地址感觉像是无言的控诉。信封皱巴巴的，满是污渍，经过几任邮递员的折腾之后，一个角已经卷曲了。我读了她的信，立刻跑到客厅里，拿起电话，准备跟父亲通报，可是，我又把听筒放下了，仿佛那是个烫手的物件。父亲年事已高，还发过两次心脏病。我们刚回到洛杉矶，我应该打电话给他，把卡特琳娜信上的内容告诉他吗？

    如果那样，还不如直接把他给杀了呢！

    因此，这个电话，我最终还是没有打。我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类似这封信的事儿，我不知道该跟谁说。此类隐私除了老婆和亲密的朋友之外，不能跟其他人说。在过去的几年间，我没有交到多少好朋友，而且，我老婆海伦1971年跟我离婚了。现在，我们每年只在圣诞节的时候，交换一下贺卡。你好吗？工作顺利吗？新年快乐！

    因为卡特琳娜的信，我彻夜未眠。她干吗不写明信片呢？除了“亲爱的拉里”之外，整封信就一句话。但是，那句话又胜过千言万语。一句话就足够了。

    我记得父亲在飞机上的样子，一万八千英尺的高空，我们从纽约一路向西，他的脸苍老、憔悴。

    根据飞行员的介绍，我们刚刚飞过奥马哈，父亲说：“实际上比想象的要远，拉里。”他的声音中透着一丝悲凉，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我不知道原因。

    读了卡特琳娜的信，我明白了。

    我们从小生活在奥马哈以西八十英里处一个叫做赫明福德霍姆的小镇上——父亲、母亲，卡特琳娜和我。卡特琳娜比我小两岁，大家都习惯叫她凯蒂。她是个漂亮的女孩，是个漂亮的女人。

    即使在她八岁的时候，也就是谷仓发生事故的那一年，你就已经发现，她满头玉米穗丝般的秀发永远不会褪色，一对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蓝眼睛，始终深邃、明亮。那对眼睛，哪陷只看一眼，你就醉了。

    说到这里，你也许会说，我们只不过是些乡下人。我父亲有三百亩土地，平坦、肥沃，除了种植饲料用玉米外，他还养牛。大家给这片土地起了个名字：家园。在那些日子里，除了80号省道和内布拉斯加96号公路之外，其余的都是土路，因此，要想进一趟城，三天前就得做准备了。

    现在，我是美国最优秀的独立公司法律顾问之一，大家都这么说——从诚实的角度出发，我必须承认，他们说得没错。一家大公司的主席曾经把我作为他聘用的专家介绍给董事局的各位成员。我穿昂贵的西装，我皮鞋的材质也是一流的。

    我手下有三名全职助理，另外还有十几位，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叫随到。可是，小的时候，卡特琳娜和我，我们走的是泥巴路，上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没有书包，课本和文具都是用绳子捆绑着背在肩膀上。有的时候，春季，我们没有鞋，只能光脚。那个时候，光着脚的人，怎能进饭店呢？

    怎能去商店买东西呢？后来，我们的母亲死了——卡特琳娜和我那时在哥伦比亚城里的一所中学读书—两年后，我父亲的“家园”没了，他找了份工作，推销拖拉机。

    虽说那不是世界末日，但不管怎么说，那个家散了。

    父亲工作干得不错，九年前，开了专卖店，自己当了经理。我拿到了橄榄球奖学金，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除了带球过人之外，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卡特琳娜呢？我想说的主要是她的事情。

    谷仓里的那起事故发生在十一月初的一个星期六。说实话，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但可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