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别站在门口。”她稍稍平静了一点儿，“不过你现在真漂亮啊，丫头，我都没认出来。进来，到客厅来，告诉我你到马德里干吗来了，你过得怎么样，你母亲怎么样？”

    她把我带到了客厅，旧日的回忆又丝丝缕缕地涌上心头。我小时候度过的无数个三王节里，都由母亲牵着手来到这个房间，每次我都会激动地猜测马努埃拉女士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这栋位于圣塔因格拉西亚大街的房子，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套很大很气派的公寓，虽然没有她在祖尔巴诺街上的时装店豪华，但是比我们在瑞登迪亚街上的家胜过百倍。但这次我才发现，童年的回忆跟现实原来差得很远。马努埃拉女士终身未嫁，一直住在这栋既不大也不豪华的房子里。这不过是套中等大小的公寓，布局也不够合理，阴冷、黑暗，装满了沉重的家具，厚厚的丝绒窗帘几乎透不过一丝光线。一栋普通的房子，屋顶上有好多漏雨的缝隙，墙上的両也已经失去了颜色，角落里铺着破旧的钩花呢绒。

    “坐吧，孩子，坐吧。你要喝点儿什么吗？我给你弄杯咖啡？不，其实不是真正的咖啡，而是烤的苦菊茶，你也知道现在这时候弄点吃的太难了，不过加上牛奶味道也差不多。虽然各种饮料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也弄不到。糖我没有，我已经把定量配给本给了一个邻居，她家有孩子。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无所谓了……”

    我抓起她的手，打断了她的话。

    “我什么都不喝，马努埃拉阿姨，您不用担心。我来只是为了问您一件事。”

    “好，你尽管问。”

    “您还在做缝纫活儿吗？”

    “不，孩子，不做了。从一九二五年关闭时装店以来，再也没有做过。顶多也就是给一些邻居或朋友做些零碎的小东西。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做的最后一件大的衣服就是你的婚纱，可你看你后来……”

    我不想听到由这个话题引发的评论，所以没有让她说完。

    “那您现在愿意跟我一起做吗？”

    她好半天没有回答，呆呆地看着我。

    “你是说，重新开始工作？重新开始做衣服，就像咱们以前做的那样？”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希望能让茫然的她感染上一丝乐观。但是她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转移了话题。

    “那你母亲呢？为什么你不跟她一起做，而来找我？”

    “我刚才说了，她还留在摩洛哥呢。内战期间她就过去了，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知道，我知道。”她低声说，好像害怕墙外有人会听见然后去告发，“有一天下午，她突然来找我，很突然，毫无预兆，就像你今天来一样。她告诉我有人给她准备好了一切让她去非洲，说你已经在那儿安顿下来了，还找了人要把她带出马德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吓坏了。她来问我的意见，问我怎么看这件事。”

    我脸上的妆也许能掩盖她这番话在我心中引起的震动，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当时母亲会在走还是不走这件事情上犹豫。

    “我跟她说，走吧，越快越好。”她继续说，“马德里是个地狱。我们都受了很多苦，孩子，我们所有人。那些左派分子，日夜抗战不让国民军打进来。而右派分子却日思夜想盼着早日攻下马德里。只有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的人，比如我和你母亲，苦苦煎熬，盼望着这场噩梦早日结束，可以继续在和平中生活。那段时间根本没有哪个政府来管理城市，也没有任何人能在混乱的局面里维持秩序。所以我给了她肯定的建议，劝她走，离开这个地狱，不要错过跟你团聚的机会。”

    虽然我有些困惑，但还是决定不再追问关于几年前那次见面的更多细节。我今天来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难题，所以又把话题转移了回去。

    “您做得很对，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