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那儿看到的场景恰恰相反。那位年长的秘书坐在座位上，鼻尖上架着眼镜正在核对一份文件。而年轻秘书连影子都没见着。

    “下午好，索莫萨女士。今天怎么只留您一个人了？”

    “马努埃尔先生出差还没回来，奥利维拉小姐今天没来上班。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吗，阿格瑞克小姐？”

    我立即感到一阵失望，夹杂着几分警觉，但是我极力掩饰着。

    “她没有身体不适吧？”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哦，当然，没什么要紧的。今天早上她弟弟跑来告诉我说她有点儿不舒服，发烧了。但是我相信明天她就会回来上班的。”

    我犹豫了几秒钟。快，希拉，快好好想想，赶快作出反应，问她住在哪儿，试着找到她。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也许，如果您能给我她家的地址，我可以叫人给她送一束花过去。她帮了我很多忙，帮我约见了所有的供应商。”

    虽然很善于掩饰，但是这位老秘书的脸上禁不住浮现出和蔼的微笑。“您不用担心她，小姐。我觉得没这个必要，真的。我们这儿并不习惯给某天请假的人送花。我想不过是场小感冒或者其他无关紧要的小毛病。您有什么事，看看我能不能帮您……”

    “我丢了一副手套。”我急中生智，“我想也许是昨天忘在这里了。”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没看到有手套，不过也许早上来打扫卫生的保洁员捡到了，您别担心，我会问她们的。”

    贝阿特丽丝·奥利维拉的缺席让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就像我再次来到奥罗大街时外面的天气一样，阴云密布，狂风阵阵，闷热烦躁。而且，我也失去了胃口，就在附近的尼古拉咖啡馆喝了一杯茶，吃了一块蛋糕，继续上路了。当天下午那位高效的秘书为我预约了同一个巴西特产进口商见面，她认为也许富有异国风情的热带禽类的羽毛可以为我的作品增添一丝情趣。她是对的。真希望她在另一件事情上也能帮到我。

    整个下午天气都没有好转，我的心情也没有好转。在回埃斯托里尔的路上，我清点了一下从到达那天开始到现在为止的收获，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乔恩最初的那些评论成了这么多天来唯一有用的一点儿信息，而到后来他提供给我的就只有一遍一遍地重复那些说过的内容，完全是一个在主人面前越来越不受重视的无聊老人不知疲倦的絮叨。至于希尔加斯的妻子提到的达席尔瓦跟一些德国人的私人会晤，他一句也没有谈到过。而我直觉能成为唯一消息来源的人，却假装生病，像水从手指缝里漏掉一样消失了。这一切，再加上与马库斯那令人心碎的重逢，这趟葡萄牙之行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失败透顶。当然，除了我的顾客们，因为等我回去的时候，她们会发现一个真正的宝库，装满了在物资匮乏、还在使用配给本的马德里想都不敢想的各种珍奇布料。想到前景一片黑暗，我在酒店的餐厅简单吃了几口晚餐，就决定早早撤退跟所有的夜晚一样，值班的服务员已经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为客人上床睡觉做好了一切准备：窗帘拉上了，床头柜上幽暗的灯已经点亮，床也铺好了，被子的一角细致地折起。也许这些刚刚熨烫完、柔软的瑞士棉床品是这一天中唯一令人髙兴的东西，它们可以帮我失去意识，至少在几个小时内忘记这种挫败感。这一天结束了，一无所获。正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吹进来一股冷风。我光着脚走近阳台，掀开窗帘，发现窗户还开着。一定是服务员忘记关窗户了，我一边想一边关上了窗。然后坐在床上，关上灯，一点儿看书的欲望都没有。当我在被子里伸开腿准备躺下的时候，突然感觉左脚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似乎很轻。我捂住嘴不让自己发出惊恐的叫声，试图伸手打开床头的开关，却不小心把灯碰到了地上。我手忙脚乱地把灯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