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就称呼他为G先生就行——说不定能写篇有趣的文章投给某家杂志。也许可以，但我从未真的动手写。

    是斯坦·斯洛恩，道格的家庭医生首先举起了红旗。是他把道格送到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的，因此他可以责怪那里的肿瘤专家雷迪夫医生和扎马科夫斯基医生误诊。而他们把误诊的责任推到了影像科，雷迪夫说影像科的主任无能得连胰腺和肝脏都分不清。他要求我不要转述他的话，但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猜那个限制已经失效了。

    扎马科夫斯基医生则将之解释为简单的器官畸形。“我一直不敢苟同最初的诊断。”他向我透露。我和雷迪夫通的电话，和扎马科夫斯基是面谈。他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下面是件红t恤，隐约透出t恤上印着我宁愿去打高尔夫。

    “我一直认为是VhL综合症。”

    “那种病不是致命的吗？”我问。

    扎马科夫斯基神秘地一笑，这是医生们为毫无头绪的水管工、家庭主妇和英语老师特别保留的笑容。然后他说，他约了人，已经迟到了。

    去找影像科的负责人时，他两手一摊。“我们只负责拍片，不负责解读，”他说，“再过十年，我们的仪器设备将会使这样的误读成为不可能。而现在，为什么不放掉其他想法，庆祝你老爸还活着呢？”

    我尽力照办了。在被我理所当然称之为研究的短暂调查中，我知道了一件有趣的事：奇迹的医学定义就是误诊。

    一九八三年我比较清闲。我和一家学术出版社签了合同，写一本名叫《授人以渔：创造性写作的教学法》的书，但是，和我那篇关于奇迹剧的文章一样，那本书也没有真正落笔。七月，露丝和我原本打算去野营，我的小便却突然变成粉红色了。那之后开始了疼痛，先是在左边臀部的深处，紧接着蔓延到腰腹，痛感也更强。后来，我就开始尿血了——我想，那应该是出现首次症状四天后，而当我还在玩全球流行的游戏“自动消失”时，疼痛已经从严重变成了酷刑。

    “肯定不是癌症。”露丝说，而从她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她认为是。她的眼神更让人警觉。她绝对到死也不会承认——她以自己的现实主义为傲——但我知道，那时她一定觉得癌症离开父亲逃到我身上了。

    的确不是癌症。是肾结石。对于我这种情况，奇迹就叫做体外震波碎石术——和利尿剂一起——粉碎了那些小石头。我告诉医生，这辈子从来没那么疼过。

    “我想你今后也不会这么疼了，即使得了冠心病，”他说，“女性患者把结石的疼痛和分娩相比，还是难产。”

    术后，我仍然疼得不轻，但等医生复查的时候，已经能够看杂志了，我把这视为巨大的进步。这时，有人坐到我旁边，说：“来吧，到时间了。”

    我抬起头。不是来到父亲病房的那个女人，而是一个身穿棕色西装的男子，看上去十分平常。然而，我知道他为什么来，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我还确定，如果我不跟他走，那么全世界的碎石术都帮不了我了。

    我们出去了。接待台前没有人，所以我也就不用跟人家解释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反正我也不知道该编个什么理由。说我的肚子突然不疼了？听上去又荒谬又不可信。穿西装的男人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

    从他一头精干的短发来看，或许是前海军陆战队员也说不定。他不说话。我们绕过我的主治医生所在的医疗中心，然后朝康复病院方向走去。由于肚子还有点疼，我一直略微弯着腰。

    我们走上人行道，又钻进一条走廊，走廊两边的墙上画着迪士尼的壁画，头顶的扬声器里在唱《小世界》这首歌。前海军陆战队员头颅高昂、步履轻快，好像他本来就属于这里。可我与这里格格不入，而且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我从来没觉得离家和能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