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的生活这么远过。就算此刻变成一只孩子们收到的“祝你康复”的气球飘到天花板上，我也不会吃惊的。

    在中心护士站，前海军陆战队员拽了一下我的胳膊，让我停下，直到那里的两个护士——一男一女——又忙开了。然后，我们从护士站前过去，走进另一个大厅，里面有一个坐轮椅的光头小女孩，她渴望地看着我们，伸出一只手。

    “不。”前海军陆战队员带着我继续往前走。拔脚之前，我又看了看那双明亮的、濒死的眼睛。

    他把我带到了一间病房，里面有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在玩积木，他的病床上罩了一顶透明的帐篷。男孩好奇地看着我们，他看上去比坐轮椅的女孩健康得多——起码满头的红色卷发还在——但是，他的皮肤是铅灰色的。在前海军陆战队员把我推上去，自己跨立站在一边后，我才看清面前的男孩其实病得非常重。尽管帐篷上写着无菌环境，我也没有理会，拉开拉链后，我看出，这个孩子剩下的时间恐怕是按天数而不是星期计算的。

    我向他伸出手去，与此同时，我闻到了与父亲病榻前类似的味道。这里的气味虽然轻些，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孩子毫无保留地向我展开双臂，我在他的嘴角亲了一下，他立刻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吻，足以显示长时间以来，没有人这样接近过他，至少除了给他带来疼痛的接触之外。

    没有人走进来问我们在做什么，也没有人威胁要报警，就像露丝那天在父亲房里那样。我又拉上帐篷。走到门口时，我回头看看坐在透明帐篷里、手拿一块积木的小男孩。他扔下积木，向我挥挥手——孩子的挥手方式，手指两次打开又并拢。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他挥挥手。他看上去已经好些了。

    路过护土站时，前海军陆战队员又拽了我一下，但这次，我们没逃过男护士的眼睛，他脸上挂着不满的微笑，我们学校英语组的主任把这种微笑修炼成为了一种艺术。男护士问我们在做什么。

    “对不起，我们走错楼层了。”前海军陆战队员说。

    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医院外的台阶上，他说：“你可以自己找到回去的路，是不是？”

    “当然，”我说，“不过我必须跟我的医生另约时间。”

    “是，恐怕是这样。”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

    “会的。”他说完就朝停车场走去，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

    他第二次来是一九八七年，露丝去市场了，我一边在花园修剪草坪，一边祈祷脑袋一跳一跳的难受不是偏头痛的开始，虽然心里其实也明白肯定事与愿违。自从上次康复病院的小男孩事件后，我就常犯偏头痛。但深夜里，我用湿布蒙住眼睛，辗转不成眠的时候，我想的不是他，而是最初的那个小女孩。

    那次，我们去见圣裘德医院的一个女人。亲吻她时，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左胸上。那是她仅剩的一个乳房，医生们已经割掉了另一个。

    “我爱你，先生。”她哭着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前海军陆战队员站在门口，双腿分开，手放在背后，跨立姿势站立。

    再次见到他是多年之后：一九九七年的十二月中旬，那是最后一次。那时，我的问题是关节炎，现在仍然是。他头上竖起的短发大多数都变成了灰色，嘴角的皱纹深得像口技演员手中拿的玩偶。他带我去了城北的I-95号公路的出口，那里刚刚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小货车与一辆福特撞在了一起。福特被撞得一塌糊涂，医护人员已经把司机——一个中年男人——捆在了担架上。警察正在向惊魂未定但并没有怎么受伤的货车司机问话。

    医护人员砰的一声把救护车的门关上，这时前海军陆战队员说：“现在，伙计，动起来吧！”

    于是我动起衰老的屁股来到救护车的后面。海军陆战队员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