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任志强是一个敏感的活儿。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开发商的名声并不好，任志强则是开发商的典型代表，被网友评为“第三该打”的人。所以，为任志强说话是有违公众意志的。

    写任志强也是一个危险的活儿。

    任志强自己读书无数，对自己观的点论证非常严密，极力捍卫自己的观点。笔者才疏学浅，用任志强的话说，“记者都是不读书不看报的”（所幸当时笔者并不在现场，但总免不了有些兔死狐悲）。搞错了任志强的观点，少不得挨任志强的批，还是任志强长长的专业批评。另外，任志强“仇家”颇多，其中高人无数，一旦对其评论不慎、不对，一定会遭遇猛烈“拍砖”。

    而笔者之所以写这本书，是认为任志强确实很值得写。论企业，如今的华远集团，在中国房地产业界完全不值一提，毫无影响力；论个人身价，尽管1997年任志强的700万年薪曾引起轰动，但如今这样的年薪并不足以成为焦点，那为什么任志强还这么有影响力？

    写任志强也是一个很有价值、有挑战的活儿。

    这在于任志强的思想。任志强有“地产总理”之称。被称为一个行业的总理，全国唯任志强一人！所以，无论是批评还是支持任志强，首先得了解他的观点。而且，任志强也是一个象征，这十年来中国房地产每一次大的变化都有着任志强的声音，从未缺席，解读任志强，也是解读这十年来的中国房地产业。

    这也是我不揣浅薄，依然惴惴不安地写这本书的缘由。

    先谈谈两场著名的争论

    20世纪的中国有过很多争论，最重要的莫过于“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提出“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遭到了反对，并掀起了一场重大的讨论。到了今天，我们似乎依然能看到当时大讨论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末期，胡适和鲁迅也曾经有过一场争论，是关于监狱的。1933年初，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的宋庆龄，将一封反映北平监狱种种骇人听闻酷刑的信件在报刊上公开刊登，该信对北平陆军反省院虐待政治犯的事叙述尤详。随后，胡适致信《燕京新闻》说，他曾同杨杏佛、成舍我访问过北平监狱，“他们当中没有人提到上述呼吁书所描绘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他抱着认真的态度指出了匿名信中的几个疑点，论点颇有说服力。

    显然，胡适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其中就有鲁迅的批评。

    可是，回过头看，抛却政治的视角，以平常心去看这场争论，我们可以反问，难道胡适是在睁眼说瞎话、撒谎？还是鲁迅等人说得有错？

    先让我们去还原当时他们的思维。

    胡适向来是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证据要求极严，绝不说假话。所以，胡适禀持的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态度，用事实说话，力求实证。

    而反对胡乱一派，尤其是极“左”派，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常有的事。他们的逻辑是，中国的监狱里普遍存在拷打，自然这个北平监狱也是如此，没有特例；所以，他们不需要亲自去看，自然就可以得出结论。这连鲁迅也未能幸免，于是他写了《光明所到……》一文，对胡适进行了讽刺，说“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以此来否认胡适从事实中得出来的结论。

    极“左”派的这种逻辑思维方式，简单但很有用，自然，也能获得支持。就如同“文化大革命”时说，父亲反革命，自然儿子也是反革命的道理一样，没有例外。

    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并不为胡适所认可，正如胡适说：“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今天看来，孰是孰非，并没有太大的争议。

    另一场争论也非常有意思，在20世纪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