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0年代,两个重量级人物之间的一场争论引起了广泛讨论,即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和著名小说家梁晓声一场关于“道德”的争论,后来演变为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争论,两人在各自的领域与对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正如樊纲说:“但我想我与梁先生的差别恐怕首先是职业上的差别。”
樊纲说,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在它的分析过程中,假定各人不同的偏好是“事先给定的”、“已知的”。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第三帝国有从职业标准上说很合格的经济学家,虽然我们作为个人不能从人格上、道义上认为他“好”),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就其学科、就其职业来说是“道德中性”的,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
随后,樊纲接着说:“经济学家只从一个角度谈‘道德’、谈‘价值观’,那就是分析不同的道德观、不同的偏好体系会对经济行为有哪些影响,要求社会经济制度做怎样的改进,道德观、价值观变化的经济原因,以及道德观、价值观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些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伍立杨在支持梁晓声的一篇文章《该闭嘴的不是梁晓声》中说:“依我的浅见,经济问题不可能赤条条空无依傍而独立存在,说到底,经济与政治、社会,是一而二、二而一,三位一体的东西。试问该青年,是社会的实际情状重要,还是经济教科书理念重要?须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结果,病根还是除不去的。梁氏议论、指斥或有未妥未周之处,或有过激之点,自当不免,然其关注民间疾苦的一片冰心,也是熙攘混浊金权社会中之一线弱光,其批判社会失常及奸商之险恶,亦切中政经生活之要害。”这也是完全没有错的!
如今,以外人眼光来看,双方都没有错,两人的职业以及所学之间的差别极大,导致双方的观点天差地别。这两人之间的差别完全是逻辑起点的差别,进而是观点的差别。
再谈任志强引起的争论
上面所说的两次争论,如今再回头看,其实很明了,已经似乎不是太大的问题。
而这两种争论似乎都可以从他人与任志强的争论中体现出来。
第一种他人与任志强的争论似乎可以说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任志强要谈问题,反对者和他谈“主义”、谈道德。在反对者看来,因为开发商都是黑心的、是奸商,奸商应该对高房价负责,任志强是开发商,所以,任志强也是黑心奸商一个。正是因为如此,很多批评任志强的人对他的第一个定语就是“第三个该打的人”,首先给他“定性”,同时给自己一个很高的道德制高点,然后再和他争辩。甚至有批评任志强的人,要求任志强“做灵魂深处的反省”,这显然超出了争论的范畴。让人依稀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子,令人不寒而栗!
显然,这样的争论是值得商榷的。
再一种他人与任志强的争论则属上面第二种。个人专业素养、知识结构不一样的人来讨论问题,观点自然会相差太远。任志强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人,相对来说是不说空话、假话的人,所以,每说必有根据。因此批评他的人,并不能拿出太多的证据、太多有说服力的论据出来,批评更多靠的是一种感觉。当然,谢国忠是一个例外,谢国忠也是有着专业研究背景、深厚学术素养的,但他和任志强的观点截然不同。这就是典型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的不一样,导致结果、观点的不一样。如今看来,似乎是任志强对。但这只是暂时的,笔者始终认为,任志强和谢国忠谁对谁错,依然未见分晓,需要等待时间的检验。
另外,从房地产专业的角度来说,任志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