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等付帐时就想溜走了事。

    托伊听到了杯盘碰撞声和人们的说话声，却置若罔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梦中的形象不断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使她搞不清孰是梦，孰是现实。

    埃斯特班医师、医院，以及前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显得那么遥远、模糊，仿佛不是真实的，而那个小男孩以及田野上的孩子们则真实得就跟面前的桌子一样。那侍者又走过来，一脸怒容，将咖啡杯“啪”地放在桌上，一旁是一张帐单。

    “要我替你去付吗？”他双手叉腰，问道。

    “哦，”她说着，拍拍旁边的座位，自觉跟个十足的白痴似的。她当然没带钱包。她一直在想什么？“不，谢谢，”她礼貌地说，“我走的时候会付的。”

    她刚捧起咖啡杯，不由自主地呻吟了一声。她感到双手就像在火上烤一般。她得等到咖啡凉了，再端起来喝。

    “嗨，女士！”大约五分钟后，身旁响起了一个带着布鲁克林口音的友好的男声：“对不起，你现在得跟我走。”

    托伊转过头，看见一位警官站在那里，头上戴的帽子微微朝后倾斜。他也许高不过五英尺八或五英尺九，一头浓密的黑发。要不是唇上留了一撮整齐的小胡子，托伊心想，这张脸活脱一张她母亲常常提到的娃娃脸。尽管晒得黑黑的，他的皮肤看上去光滑、细腻。他的眼睛是蔚蓝色的，当他望着你时，有一种催眠般的魔力。

    “我做了什么，警官？”托伊轻声问。

    “这儿的店主告你无事生非。”

    他走近她，抓住托伊的胳膊，把她拉离座位。

    “请等等，”托伊恳求道，餐馆里别的客人都把目光转向她。

    “我知道，我穿得不得体。我是在医院里，所以没穿鞋子。我走进这儿时没想到没带钱包，可我住的旅馆就在这条街上，我可以去取钱来。”

    说完，她低下头，又是羞愧又是沮丧。他会仅仅为了一杯咖啡把她投入监狱吗？蓦地，纽约似乎不再是个熙熙攘攘、充满活力与人性的城市。失落与屈辱快把她压倒了。不光是因为这个警官，或那个这会儿正站在角落冲她假笑的卑劣的侍者。还因为在这拥挤的餐馆吃饭的所有客人投来的不屑的目光。托伊意识到他们都把她当成了一个神经病或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乞丐。

    “好的，女士，”那位警官耐心地说，“还是站起来吧，我不会伤害你或怎么样的。”

    站起身，托伊明白所有人都会看见她那脏脏兮兮的赤脚。她感到平生没有遭遇过的奇耻大辱。斯蒂芬是对的，她心想。他一直是对的。是她头脑不正常，有严重的毛病。

    “谁能告诉我戈塞姆旅馆怎么走？”托伊问，“你用不着逮捕我，我去取钱。我保证，我住的旅馆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只是我记不得它的方位。”

    那位警官凑近托伊的脸低声说：“我们还是出去吧，好吗？我不会逮捕你的，女士。你瞧，我已经替你付了帐单，可餐馆方要你离开，所以我们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

    托伊木然地站着，任由那位警官抓起她的胳膊护着她走出了餐馆。她的头由于羞愧而低着。经过那位侍者身旁时，那警官扔出一句话：“你们这些家伙还欠我一块钱呢，托尼。给我留一份乳酪牛肉饼，一盘炒杂碎。五分钟后就回来。”

    走出饭馆后，那位警官继续盘问托伊。在谈话的当儿，他用自己的身子挡住托伊。人们川流不息地经过他们身旁，人人都行色匆匆，很少有人朝他们看。

    “你住的是哪家医院？是贝尔弗吗？”

    “我想不是的。”

    托伊说。她感到自己快要哭出来了，但她不想让他看到她哭。只要有一滴眼泪掉下来，就会使她仅有的骄傲荡然无存；“我能肯定是罗斯福医院，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