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波动情况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致经历了3次人口转变：第一次生育高峰发生在1950～1957年。这段时期平均生育率高达35.56%，约有94%的妇女生育3个孩子，近半数的妇女生育6个孩子。这个阶段的人口基数比现在小，但平均每年出生的人数仍高达2088.5万人；第二次生育高峰发生在1962～1971年，持续时间长达10年。这个时期的平均出生率仍处于较高水平，高达32.32%，每年的出生率都达到30%以上，平均每年的出生人数高达2795.2万人，比第一次生育高峰期的平均数高出了700多万人；第三次生育高峰发生在1981～1990年。这个时期虽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出生率仍相对高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以来的出生率。这段时期出生率的平均值为21.34%，比第二次生育高峰期的平均值下降了34%左右。到第三次生育高峰结束后，中国人口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达到11.4亿人。

    首先，人口对消费起着主导与决定作用。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规模和消费能力。与建国初期相比，中国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都有很大增长，现在的人口规模差不多相当于那时的3倍，人均收入水平更是提高了100多倍。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只有100多元人民币，1980年大约为460元，到2009年已经达到23000元人民币。相应地，消费规模和消费能力也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寻找大牛市的契机，必须将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之一——人口因素——计量进去。除了前面论述的政府的制度性安排之外，未来大牛市还源于由世界金融危机孕育出的中国另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内需升级。内需升级是由一系列中国特有的人口因素决定和促成的，包括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加速、中产阶层消费群体的迅速崛起，以及由庞大国内人口促成的消费市场。我相信，随着人口因素推动作用的显现，一轮前所未有的消费浪潮正席卷而来。未来，内需拉动将和制造业升级、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经济等合力托起中国新一波的增长荣景。

    从人口结构特征看，中国劳动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16～64岁的人，2016年将达到9.9亿的峰值，2050年为8.7亿，比2000年还多2800万，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总和。从市场容量看，中国人口总量大，人均收入仍处于较快增长阶段，内需潜力巨大，这必将成为较长时期拉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强大动力。

    我们预判，未来10～15年，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是中国经济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预计还很大。因为中国劳动力众多，每年新增人口就高达1200万以上。2009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在未来20年内将持续存在。按人口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为城镇人口。这表明，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

    人口转变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提高的贡献率约为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5%以上。

    其次，人口的生育周期对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形成周期性冲击。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中国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目前正好处在21～49岁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人，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消费能力，都是最强的。这也是导致当前房地产热、汽车热、教育热、旅游热、医疗保健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