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势在必行。决定价格闯关之后，国务院发文取消了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部分最多只能加价20%的限制。

    这简单的几句话，背后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市场和社会将同时陷入混乱。但开国者的勇气让领袖们决定铤而走险。在价格放开的初期，确实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动荡。市场价节节上涨，与计划价的差距越来越大。一大批“倒爷”应运而生，疯狂地将计划内产品转手卖到市场上。

    新华社一名记者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在天津某旅馆里，一名“倒爷”将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的另一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名“倒爷”，每吨又加价200元。就这样，提货单没出旅馆就倒腾了4次，这批钢材由每吨700元蹿到1600元，4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赚得暴利。

    金钱与权力明目张胆地勾结，贫富分化迅速加剧，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在乱局中，规律和理性至少在短期内不如改革者的铁腕更具可行性。就在八十年代行将终结的年代，最高领袖鼓励市场变革：“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了路。”

    以当时的局势，从中央到地方实质上都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困局，这种困境相比今日中国的困境，无法同日而语。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说，叫做“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

    1988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基本设想是：价格连涨5年，年涨10%，工资也连涨5年，年涨10%以上。

    如此巨大的变革方案，其引发的震动效应可想而知。方案还未实施，各地抢购成风的消息就不断传入中南海。1988年8月27日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暂停物价改革方案，治理环境、整顿秩序；8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特意发文进行解释，“价格、工资改革方案中所讲‘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经过5年甚至更长时间达到的目标。”

    在国家最高级别的领导层内，思想的碰撞也从未止息。总体而言，对改革的期望和支持占了上风，有人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困难期很快在一批精通市场改革的领导者大力支持下，跌跌撞撞地度过了。变革之痛在短期内似乎不会再发生大规模重演。作为整场变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服装业的新黎明，终于在新世界初期的阵痛中展露出略带憔悴与希望的容颜。

    服装业告别忧伤

    根据权威文献，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纺织业可以用“两纱两布”概括。纺织出口主要是纱、布等纺织低端产品，而今天构成外贸重要部分的服装出口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到了80年代末期，服装出口金额在十年间已经提高了整整五倍，增长速度的惊人也契合了整个国家的开放速度。

    一面是数据的膨胀，另一面是外贸体制的巨大变革。从改革初期的服装外贸经营权下放给地方，三来一补等方式也率先在改革的前沿广东省踏入开端，第二次变革则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国家开始执行服装企业的承包责任制，体制的激活令服装出口额也成倍翻番。

    在大环境来看，此时的大规模供给依旧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国营服装厂，服装面料和款式，甚至价格还十分单一，这些“名牌服装”集中于大中城市百货商场，乡镇居民要买名牌需要“进城”。

    随着票证时代的终结，成衣制造业风生水起。这种变化带动了周成建这样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