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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等到了“旋风”
    “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

    1992年的南巡,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后重新启动的。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历史的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这一行字写的是“混乱的悲剧必须终结”,那么第二场改革的天幕上还有一行字,叫做:“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相对比,后者的着眼点从泛政治化的改革落到了“马基雅维利式”的世俗经济体的追寻。

    1992年,接近九十岁的邓小平,尽管身无要职,但凭借一己之力,最终将走向震荡的中国改革重新拉回了务实的轨道。

    大环境

    青年学者许知远回望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时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改革初期的理想主义式微,信念濒于破产,物质成为大多数人唯一的依靠。部分人迅速积累起来的财富,使得消费主义浪潮到来。”

    现在看来,1992年正是激发这种转变的第二次改革。

    有论者感言: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次改革是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经济改革意图的时代。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这理应视作南巡推动的结果。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场改革可以比拟的,中国人积贫积弱的情况迅速改变了,农民开始大量的进城。

    一片繁荣之下,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中国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这场始于1992年的改革有很多秘密,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

    1978年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场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的转换。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是招商引资了,以至于在很多经济学家的眼里,各省市都成了大型的投资公司,很多个大型投资公司之间的竞争形成了这种改革的持续动力。

    这种竞争不是空穴来风。1989年,资本大规模撤离,三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幅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经过短暂撤离之后,海外资本卷土重来,其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摧毁了关于经济改革的质疑。

    中国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摇身一变,成了国际资本投资的天堂。

    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发生这样一件足以称之为奇观的事。社会公权和资本的强势结合,引发了一场壮怀激烈的巨大变革。这样持续的几乎是人力不可控制的暴风骤雨,让这个国家在其后的数十年间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了实质性的发展。

    最开始,我们拍手称快。直到今天,似乎又到了一个岔路口。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体制改革的进度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这是1992年改革的另一个显著特点。第一场改革是有双向目标,第二场改革时则只剩下了一项目标,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秘密,几乎成了二十多年后的管理者面临改革两难境地的唯一诱因。

    微观变化

    今天的周成建出现在各种访谈节目中的次数多了起来,于是公众开始透过只言片语了解到这个浙江人。在镜头里,他显得有些腼腆,普通话不是很流畅,但相比很多草根出身的浙江老板而言已经标准的多,更重要的是,他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企管与产业术语让人颇为意外。在一次节目中,他不无感慨的说,如果自己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

    这些谈吐和映像雕刻出的都是现在的周成建,然而在1992年以及之前的若干年里,他只是一个每天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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