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一线大城市居民的身份优越感如出一辙），上海服饰的名气更胜一筹。十九世纪中叶，即上海开埠，后几经演进，声名远扬。时至今日，世界著名品牌服装的三分之一在上海生产；被称为“金三角”的南京西路梅陇镇广场、中信泰富、恒隆广场有国际知名品牌1200个；上海服装行业总产值中，三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占三分之二……

    相对明朗的是，上海对于服装业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年后，我们依旧无法清楚地知晓，当时美邦总部在迁往上海计划遭致激烈反对的具体原因。

    这种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开始布局；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方向；而这年召开的中央全会提出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

    上海市政府也将服装服饰业列为都市型、标志性工业加以扶持，并提出把上海打造成国际第六时尚之都的战略目标；上海每年春季的国际服装文化节、秋季的时装周在国内外都颇有影响。

    然而，上海对于服饰行业而言，也存在硬伤。一是上海原有的商业名牌规模小、产量低，知名度、影响力逐渐消失，工业名牌大都为国外品牌加工，企业自主品牌发展不大；二是上海企业缺少资金注入，设备和工艺更新不如广东、浙江和江苏，影响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升；三是上海企业信息化管理总体水平还较低，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

    服装业在出口方面也迎来了高涨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极大乐观，这让一些中国品牌把专卖店开到东南亚、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甚至欧美。但是无序的竞争带来了议价能力的下降，出口加工型企业销售利润率一直处于很低水平。

    在愤懑情绪已经进入封闭空间的时候，这种修补显得过于温和，而对明天的透支则毫无节制、不惜一切地开展着。中国的高层忙碌地平息着各种令人不安的情绪，由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掩盖转型期日益“丰饶”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共赢局面开始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号。

    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50美元。中央宣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21年前提出的小康目标。很多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原来，这就是小康？政府的解释是，总体达到了，但各个地区的发展并不均衡。一位老教授无奈地对学生们说：“统计数据一平均，就把所有问题都抹杀掉了。”

    对于服装业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行业的技术在改造升级，以品牌为核心向纵深发展，开启了产业二次大规模更新换代。在信息化、自动化、科技化的技术改造中，中国服装行业踏入了由“理念”和“资本”共同构筑的甜蜜旅行。

    这些美好的故事都发生在后来，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要走完“通往上海的长路”，最终实现这个甚至可称之为“夙愿”的搬迁，困难重重，周成建归因于时机不成熟。实际上，如果按照周成建以往的性格，美邦总部去哪里并非不可定夺之事。但此时的美邦，面临的不仅是总部搬迁这样单一的决定。周成建本人也不愿意陷入贸然改变的仓促境地。即便如此，变动的种子已经播下，一旦万事俱备，改变就不可避免了。

    如此繁华的舞台让周成建动了心。就在2000年，他几乎没有先兆地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公司总部从温州迁往上海。

    有良知的学者们指出，我们的问题出在制度层面，是近二十年的改革过度依赖经济增长，忽视制度的公平性导致的结果。

    很多服装设计师，甚至是美邦的设计师，后来都聚集在这里，做自己的品牌。原为美特斯邦威的首席设计师的高欣，就在美邦迁往上海后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而他的合伙人也来自于美特斯邦威。

    此时，出口随着中国入世成了一道通往天堂的路，并最终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