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国，因此，任何在这里获得顾客青睐的品牌，都有望成为全球品牌，我们需要在中国保持强势，但肯定会设法将品牌打到国外。”

    然而，尽管企业意识到发展品牌需要投资，仍有许多因素仍然让前路无比艰辛。

    中国的制造业很强大，但质量可能是个问题。在某些领域，中国消费者会购买在欧美可能被视为不可接受的产品。除了服装这种轻工业，连汽车这样的重工业也在深度觉醒中。

    很快，几家中国制造商宣布，计划从2008年开始向美欧出口汽车，希望复制某些汽车企业在本土市场获得的成功。然而当岁月临近，时光却不尽好。几家企业后来推迟了出口计划，因为它们仍在努力达到美国消费者所要求的可靠性。

    产品的问题是根基，在上层建筑层面，国际化最大的困境在于物色到能够领导国际营销的合适高管。曾经的一篇有关中国“人才大战”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企业中负责管理的专业毕业生，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具备跨国公司所需的英语能力和团队工作技能。

    拥有国际背景的中国企业高管人员相对较少，对于设法在其中挑选人才的本土企业来说，与它们竞争的是日益增多的跨国企业——这些跨国企业想雇用同样的人才。

    在更宏伟的场景中，改革的路途，需要重新觉醒的因素更为庞杂。服装业的从业者们，也面临着伴随中国大多数行业的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周成建们刚刚起步的1980年代，关于改革的前景被承诺为一个终将符合所有人的道德美景，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对于当时一无所有的大众而言，通过“先富带后富”的途径，完全可以接受。这个曾经美好的承诺，让贫瘠但精神矍铄的人们那么安心——人们用不着担心明天，并且心甘情愿地为了明天牺牲今天。

    然而这个如同咒语般的承诺，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老去变得岌岌可危。在一代人短暂的数十年间，现状与承诺日益背道而驰。先富的人越走越快，后面的人已经望不到他们的背影；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经济上的庞然大物，但社会公正和财富共享似乎变成了虚拟的谎言。

    这种巨大的打击让民众不堪忍受，失去了民众，则意味着失去消费和生产的动力。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国家，这都是无法忽视的问题。

    对于企业而言，他们同样是为了这个目标而付出代价的群体。由上而下的承诺正显露出力不从心的疲态，企业的明天也面临日益高涨的运营成本。内部消费力的饱经诟病和工人群体的不断流失即是明证。美邦这样的品牌，也希望得到重新提升，但突破的路如此狭窄。薄利多销的年代似乎一去不返，竞争者的增多迫使企业在自身律己的基础上，在多元发展和专业精攻的矛盾中踯躅不前。稳定压倒一切，仍然是美好愿望，但这个愿望日益接受严峻的挑战。

    很明显，如果失去稳定的外部环境，企业的明天又从何谈起。

    民众作为消费者的情绪正在波动，他们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作为社会的实质核心，不再愿意充当那个“付出代价”的“后富者”。“改革”成本越来越高，“发展”速度被迫放缓。政府主导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成果并不能被大多数人所分享。

    雪上加霜的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产权改革，这是另一场涉及大多数行业的繁杂剧目。民营经济的进程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解决改革之困的完美途径，然而在私有制重建之前，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

    现在要重新出发，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面对更加专业化的市场竞争，首先需要一个明确而纯粹的市场经济体系。

    即便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是中国政府公开认定的，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