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生晚辈。

    1979年，骆锦星来到深圳，担任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领导给他下达了任务：在1年之内，建好2万平方米、300多套干部宿舍。当时深圳的地方财政收入1年只有3000万左右，捉襟见肘。要完成2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起码要200万的资金，但财政只能拨给骆锦星50万。为了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他不得不想方设法地找钱。

    一次，骆锦星在一位香港朋友面前诉苦，这位香港朋友告诉他：“你这个局长是端着金饭碗在要饭，为什么不像香港那样，把土地变成黄金？”骆锦星闻言，吓了一跳：“这是违法的，宪法明文规定不能侵占、出租、买卖土地。”

    但严峻的现实逼迫他去思考和尝试这种“违宪”的做法。一天，骆锦星陪同领导考察居民住房情况，看到有的夫妻结婚后孩子都快上学了，还是无房户；一间小房子里住了三代人，厨房安在走廊上，楼下就是一条臭水沟——“深圳龙须沟”。当时，骆锦星就想：深圳如果像香港一样，可以把土地变成钱，这么多的地，那不是财源滚滚来，可以拿来建成多少房子？

    上级领导告诉他，可以走政策边缘，打“擦边球”，这也是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情有可原的做法，同样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做法。骆锦星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补偿贸易”，即政府出地，港商出钱，合作建房，利润分成。

    出租土地毕竟是违反宪法的，为了给自己找顶保护伞，骆锦星向马列主义“祖师爷”列宁求助。他在《列宁选集》“住宅问题”一节中发现，列宁曾引用恩格斯的话说：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骆锦星耍的这个“花招”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领导还补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说过“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你们就先试试看吧！

    和港商合作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一个叫刘天就的港商最先来到深圳投资。骆锦星与他洽谈，双方一拍即合。骆锦星起草了两页多纸的“补偿贸易”协议，由深圳方面组织施工，刘天就在香港销售房子。

    利润分成一开始提的是“三七开”，但骆锦星了解到，在香港只要有地，银行就给贷款，等于只要付清地价，建筑费用由银行出，所以，地价成本占香港房地产总投资的七成。他试探性地对刘天就说：“三七开不行，要干就85：15，我们拿85%，你拿15%。”没想到，刘天就爽快地答应了，“行！”

    1980年1月1日，双方签订了合同。一周后，骆锦星受命组建深圳、也是全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这时，离深圳特区成立还有8个月零18天。

    骆锦星与刘天就合作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设计图纸刚刚出炉，项目还没有正式动工，刘天就已经在香港开始预售，均价为2730元/平方米，还不到香港楼价的一半。并且，一次性付款有9.5折优惠，购房落户，每户享有3个户口名额。结果房子被抢购一空，深房公司赚到了500多万元。土地真的变成了黄金！

    作为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骆锦星遇到的阻力和风险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他刚和刘天就签订合同，就有同事对他说：“你胆子不小啊！这是违反宪法的，要是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你就跑不掉了。”一些人指责他：“深圳的干部、群众都没房子住，你这个房管局长反倒去为资本家建安乐窝。”还有人公开宣扬：“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更有甚者，指名道姓地批评骆锦星。有的报纸刊登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实际上是影射骆锦星搞的“土地出租